【观点】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从人类学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西北民族学 【内容提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加大力度，各地形

【观点】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从人类学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西北民族学

【内容提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加大力度，各地形成热点。在对象与方法上，职能部门、学术界之间存有差异，其因源于认识与认知。
【作者简介】郝苏民，西北民族大学教授，《西北民族研究》主编。

一
大西北甘、青两省交汇处以“河湟地区”为地缘轴心，有一种历时久远的地域民间文化现象，这就是被称为“花儿”(“少年”)类型的民歌及其演唱环境和程式。出于地域、社会(族群迁徙)、经济与政治等原因，这种民歌的播布，从轴心向北、东波及到甘、宁六盘山地区、西海固、同心一带；向西延伸到新疆的乌鲁木齐、昌吉、伊犁和周边各地；其余波甚至远及内蒙古、四川境内。
从其流变的历史、播散的空间来看，“花儿”基本不曾脱离历史上丝绸之路分支各线路的轨迹，表现出历史经度的深远；“花儿”虽屡经变易而至今不衰，而且保持着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从而显示出它具有很强的跨文化原生能力。“花儿”在八个民族民众中达到了不同语言语境中文化认同，且表现出涵化共融的特点，显示出它具有平行纬度空间的张力。 就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来看，流布于中国北方的这种民歌，作为中国各民族文化关系史的折射，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诠释和实证。
上世纪中叶以来，从历史文学和音乐、艺术、流变诸方面对“花儿”进行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但也要看到，以往对“花儿”的研究，多限于文艺学角度，缺少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视野，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缺席，导致了“花儿”研究的裹足不前，成为无法突破的一个瓶颈。“花儿”研究的这种状况及其造成的局限，在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的大背景中，日益显示出来。笔者认为，“花儿”发生并流传于大西北历史上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之地的河湟、丝绸古道东亚中段这一广袤地区，逐渐成为包含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好几个语族的共生文化张墨丰，是一枝体现了中华民族母根文化特征的奇葩。研究它，脱离了这个历史大背景猴枣牛黄散，揭示不出它的文化生态本质；研究它，不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也难于进入这个族群间从文化接触，到互动、交融、互化、变迁和整合的景深深处。而这种研究，才能使我们通过中华大地上族群间文化互化共融的丰富史实， 更透彻地体味和提炼出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作为人类共有的一种精神形式的本质来。这应是一个全方位、大视野的系列研究。基于“花儿”与当前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在本文中，仅就花儿保护的话题，首先从人类学角度谈谈一管之见。

二
在原创“花儿”群里， 有这样几首久传不衰的作品：
1、花儿本是心里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儿拿来头割下， /不死是还这个唱法。
2、河里的鱼娃离不开水，/ 没水时它怎能活哩；/ 花儿是阿哥的护心油，/ 不唱时阿么着过哩？
3、花椒树上不要上，/ 上了时刺丫儿扎哩；/ 到了庄子里不要唱，/ 胡唱是老汉们骂哩。
原来“花儿本是心里的话”、“花儿是阿哥的护心油”。“到了庄子里不要唱”。“不唱是由不得自家”；“不唱时阿么着过哩。”“花儿”自己的解答让我们明白：“花儿”是来自大漠风光一带人们心田深处的吐露；是心灵的抚慰；更是年轻阿哥、阿妹们的精神需求。这个心灵的渴求不可以在家里；不可以在村里；而是在西北高原各族群广阔的天地里！——花儿正是扎根在各族群共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互化的文化植被中。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城市化、商品化，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生活里代表新世纪观念的词语成为频率最高的话语，生活里的英文新词、染发、街舞、洋节、时装、追星、网吧、歌厅，成为装扮中国人生活、语言、行为的时髦。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曾几何时，彩屏手机、数码相机和液晶电脑、数字化电视等传递信息的空间不断从中心城市一圈圈地向外扩展到新乡镇，继而由近渐远地“包围”着一个个边远农村、牧区位面旅行指南。这一切强有力地在影响着、“强制”着，也“不由自主”地从心理、行为、习惯到生活、社会影响着农村的色彩……
那么，起源于甘青，流布于西北各地高山、旷野八个民族民众之中，曾一度引起文化界民俗学家们关注过的花儿体民歌，今日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我们在考察中看到，今天的“花儿”已并非死守“莲花山”、“老爷山”、“松鸣岩”和“瞿昙寺”①乡庄上的“村姑”戏说脸谱。 她们也大方潇洒地来到了兰州市的滨河马路、东方红广场，西宁市大街上的茶社、公园和大通河沿， 以及省会的舞台、北京的媒体上，如山西歌手阿宝的登上央视。花儿的专业歌手，有的以“花儿王”、“花儿皇后”、“花儿歌魁”的身份粉墨登台表演， 鲜花啦、港式的“谢谢啦”等也不比当代歌星差多少。这还不算，继朱仲录、苏平等“花儿”宿将之后，马俊、马永华等一大批脱颖而出的后起之秀的“花儿”明星及其磁带、光盘，也伴随着电子琴、迪斯科节奏、摇滚乐等的伴奏响彻在各个角落——这是“花儿” 的当代情景之一。他们已是“花儿”领域内最早走入商品化的一批，从原本为广大俗民生活的民间文艺的一部分变为一部分人直接经营的“文化产品”。请注意：“心上的话”、“护心油”此时已不仅仅是为自娱而出自肺腑向对方的情感表白！于是，我们无奈地承认，“花儿”走红，却使它传统的社会功能在不觉中已发生了异化！
至于“花儿”家乡眼下的“出门人”② 那又是另一番光阴，他们是扯不断家这个根的一伙儿姬无夜。缘由是当今乡里的阿哥们打工者来到了城市，“护心油”不伴着阿哥进城，阿哥们在城里是“阿么者过哩”？于是一样地摆了个阵势，一样地“漫”了个“少年”③，还把城里的爱好者们(离退休者的一个新群体)吸引到身边，借地过了一把传情的瘾史永翔，圆了一场想家的梦。他们扮演的是“花儿”的享用者和传播者双重角色，他们把“花儿”带到了大城市的工地上、公园里；但和把原本是自慰品的“花儿”当作卖点的演唱家不同，他们仍是创造者、享用者兼有的身份，只是创造和享用“花儿”的场地(场景)已经发生了转移。
今日花儿的这番风光，怎能是当年既创造“花儿”又消费“花儿”的老一辈“花儿”唱家们想得到的呢？的确，时代不由我们意愿地总是在飞快地影响着我们，改变着我们。今日“花儿”确也学会了驾驭新科技手段和工具，调整自己，适应着这匹野性十足的时代之马。所以，“马五阿哥见一面，杀哩吗剐哩是我情愿”的尕豆妹浩如烟海的意思，是当年仅在表白而非表演的经典之美；而“我想你想了十八年，你想我没想过半天”④的尕妹们则是今日克隆“绿色”歌谣者的价值观。从前海枯石烂是有的；今天塑料花儿、塑料草都已正经八百地美化着城市、招惹着我们的眼球。真“花儿”虽然还是“阿哥的憨墩墩”，但憨墩墩是憨墩墩，而今哪有那么憨、那么傻， 怎能不与时俱进而去迎合时尚呢！是的，专业“花儿”手演出的“花儿”，绝非当年浪山的阿哥们“想烂了肝花想烂了心”之后“漫”自心田中的“花儿”心声！
的确，“花儿”从来是在适应着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依自身规律流动着；正因为她是根植在生活中的流动，她也就长青不衰。但她变来变去，还叫“花儿”。为什么绥中天气预报？就在于生她、养她的土壤没有变，亦即地缘的文化生态环境，或曰“花儿”的特殊文化场域没有变。
我们欣喜地看到，种在俗民心田里的“花儿”毕竟是代代人根植的果实，虽然有时天有不测风云， 甚至新、旧社会里都曾有过为禁歌闹到端枪动刀的地步，但民众传承的“花儿”，咒骂也罢，鞭挞也罢；抑或动用民兵也罢，到了，还是没有挡住花儿一直开到今天。因生活在同一片天底下的人需凭借一定的文化去滋养，文化靠习得的方式传承；不顾原文化生态的暴力移植，无论标榜成什么样的名目，也是难以扎根存活的。故“文化霸权”不得人心。要看到，目前“花儿”从农村包围了城市，一是，创、唱“花儿”的人来到了城市；二是城市的“文化生活”里有了多样化的需求，海参鱼肚之间也要加盘儿野菜，以示“绿色” 时尚；同时， 城市里出现了退休者的新群体，“鱼儿离不开水”的“失落感”引来了对“花儿”的好家和赏花人，城市有了“花儿”的知音。原创“花儿”大部分是情歌，是孕育新“花儿”的种子，是“花儿”丛中最耀人眼目的红牡丹。

三
“花儿”的采录搜集工作肇始于 20 世纪的20年代，差不多同时异界逍遥王，在采录搜集的基础上，专家们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从文学或音乐的视角揭示“花儿”的惊人魅力，从探源、特色、格律、曲调等方面切入的研究专著一一问世。通过这些研究和宣扬，使“花儿”传到了城市，传到了国外。
可惜的是城市里的“花儿”，读者和听众所欣赏到的只不过是从书本上看的干花儿， 或是从录音机、收音机、电视机听到歌声见不到唱家的远程花儿。当年浪山的“花儿”会上人人可身同感受到的举止与激情、令人心荡神迷的对歌情景、那如梦如痴令人陶醉的气氛等等，却都体味不到了，品尝不上了，那种鲜活的“花儿”事实上已全被云遮雾罩了。原来，“采风”的采录、结集，充其量仅仅是一个表层的、单项的、平面的描述，而非在整体视角上的一种动态解析和阐释。挤在窄狭的所谓文学、历史胡同里的研究，虽反复再三地重叠，其成果，却没能覆盖了人类学、民俗心理学研究方面长期空白的缺失！
那么， 活“花儿”在那里？ 老夫遥指——在山场！我们来听听“花儿”里的说法：
1、河州城人叫它小江南/青枝吧绿叶的牡丹/大夏河弯弯地绕城边/花儿声响遍了两川。
——听，花儿的传布地是在丝绸古道上的河湟两川。
2、山哩高不过凤凰山/川儿哩美不过草原/ 花儿哩美不过红牡丹/ 人中间英俊的少年。
——牡丹要红，少年想俊， 就要去高山、草原……
3、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平川里 有一朵牡丹……
——可见要想摘一支牡丹，不上高山者望不见殃金咒， 想摘也枉然。
4、九月里到了九月九/黄菊花开在了路口/ 人没有朋友没活头/ 阳世上再没个闹头。
5、白杨树高着罩阴山/清水儿漫了个河滩/ 我俩的名声传下的远/ 亏死着没上个炕沿。
——在世上没有朋友没活头；要维朋友嘛，不上高山、下河滩是不行山里的汉子。
6、牙塘三关的虎狼关/寺沟里留下的唱山/ 搬下个天堂了换人间/ 尕老汉变成个少年。
7、瞿昙寺会上浪一趟/山边的花儿折上/ 鸳鸯的枕头不稳当/ 尕妹的胳膊上枕上。
8、尕马儿骑上枪背上/枪口上瞄了个凤凰/ 尕妹的情意记心上/ 相会在来年的会上。
——原来辛苦一年的庄稼人，盼的就是到庙会、唱山上浪一浪的潇洒、幽会、折花……
“花儿”的演唱原本是在山野树林， 草滩河湾和各类的庙会上。故有“唱山”、“浪山”、“野曲儿”之说。河湟一代“漫”“花儿”的男男女女，听“花儿” 的老老少少和当地的好家们、行家们，最知道发源、生长在这里的的“花儿”，到底是怎么个唱法。据前几年的不完全统计，有庙会和无庙会的各类“花儿”会场(含洮岷型花儿，河州型花儿)，大约有 92 处(53+39)之多。但据王沛先生说，“传统花儿会周期的漫长和分布的不合理等，已不能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他们自发地、大胆地在一些从来不唱“花儿”的“山场”里放声高歌，也利用各地活跃的集镇贸易特点，创造性的开辟了“集镇花儿会”，还有一些“洮岷花儿会”也成了与“河州花儿”并存的双重会场。⑤看来，“会场”如今该是百十处不止吧。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甘青(“花儿”发祥和盛行的河湟地区)这个“花儿文化圈”里，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里举行的庙会、朝山等“会场”越来越多；而同时也流行“花儿”的宁夏和新疆，却至今并未发现有什么花儿庙会之类的“会场”。
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花儿”的故乡是在河湟文化圈内；宁夏与新疆的“花儿”是历史上甘青民众迁徙、移民以及逃荒、行商等原因而流传过去的。她不是源，而是流，是已经本土化了的“花儿”流。同时，它也充分地证实了甘青河湟一带，回族、东乡族、撒拉族、汉族、以及保安族、土族、裕固族和部分从事农业的藏族等八个民族的广大民众虽各有母语，却共用着族际相通的汉语， 共同创造了曲令一体而风格迥异的“花儿”，共同创造和锤炼了“花儿”这种民间口头艺术的精品。这个口头精品的发祥地和流传地河湟地区，即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以及六盘山地区，就是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和我国北方农耕民与游牧民之间进行茶马贸易的地带。正是阿尔泰语系各语族、各语种的民众和汉藏语系部分语族民众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在这里大交流、大融汇，最终形成了以阿尔泰语系各语言特证为底层，并十分明显地与河湟地区汉语言(含河州和青海东部方言)融合而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语言。 这种汉语正是在多民族民众在共同生态环境下铸造、打磨出来的口承民俗——“花儿”的载体。
近年来，通过历史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和影响语言学对这种“花儿”语言超汉语方言学的特有现象进行初步考察、比较后所得到的印象，使我们看到正是出于它特有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和地缘关系和历史上族群文化的交流积淀：丝路的开通，“西域”和北方各族群的流动、迁徙和相融，共同融合所创造的文化生态，才孕育、培植了这支耀人的“白牡丹”——多民族的民众共爱的艺术奇葩——花儿”。
“花儿”何止是一种民歌，她就是这里各族群众的一种共同生活方式， 一种大家共筑的生活状态；是他们面对祖祖辈辈背井离乡、辛苦耕作、游牧， 从业维艰而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创造的一种补偿；也是身处跨文化环境中， 为族群交往冲破隔膜和文化障碍；为自己族群的生存、延续而创造的一种族际间的人文关怀，一种心灵慰藉 ……说“心里话” 者是这里八个民族的群体， 但是他们只有在这里的特定文化场域中， 才能“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个特定的场景、仪式和漫花儿的规程，或者离开了这片共同天下，不是人去歌(花儿)亡；便是人在歌(花儿)变。
简言之，“花儿”是在古丝绸之路东、中部甘青一带以河湟地区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下，由多个民族以汉语言为共同交流工具形成共有的文化植被，以历史上各自所积累的音乐资源为底蕴创造了各具特色的“花儿”曲令票证通 ，给“花儿”长上了各自的翅膀和各自不同的文化色彩，在各族同胞之间进行生存交往时，无拘无束地以浓烈火热的感情、淋漓尽致地表情达意，对着青山旷野一泄心田深处个人情感块垒的一种“族际”性的艺术化了的生活仪式。
“花儿”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时空条件下融合、酿造出来的文化体。我们更看到：这个依附在特殊生态背景下，诞生于特定文化环境中，既有共性，又具个性的“花儿”，与其它民间口承民俗比较起来阿兰约翰逊，更张扬的是她的活态的、多种文化的立体性以及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口头性和表述性。因为围绕“花儿”的一切行为，早已经是这里创造、享用“花儿”的各族民众生活中的一部分。“花儿”顺延着他们的生存与生活的功能和精神上的需求。怎能设想：离开源于心灵的声音(唱腔)、表情(传情于眉目)、动作(行为与追求)、大自然(高山、峡谷、草滩、森林)的庇护以及庙会的净化、虔诚寄托和保护、人头攒动的热烈氛围等等主体和客体的条件，“花儿”怎能称其为真正的“花儿”呢！
故而严格来说，李建群手抄在本子上的、印在书里的， 制作在磁带光盘里的那些“花儿”，从一定的角度上讲，她并非是活态的“花儿”，充其量是一枝供观望、听一听的死“花儿”；或一只干蝴蝶罢了。很显然，文字、光盘这些传统、现代技术，目前只是在制作“花儿” 的标本，克隆“花儿” 的外在形态。它根本没办法去搜索、抓取、传达、展示出“花儿会”现场那些动人心弦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场景。而这些场景，却往往是种花、寻花、培花、养花、护花的最终结果。
它同样是这里民众生活的需求和重要内容之一部分；是他们全景生活里幸福与悲情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以上我们提出了“花儿”的“文化生态”、“文化植被”和她真正存活、传承的“文化场域”和“仪式里的花儿”的概念。
什么是“文化场域”或文化表达形式呢？按照我们的认识和说法，它指的是，一种民间文化样式或者一种久远传承的文化活动所无法剥离的环境、场所，或某种特定的、定期的文化仪式及其参与的人群的行为和规程。
由此来看，“花儿”是这样一种传统民间文化活动，即以河湟地区这一大西北的地缘关系为坐标，以一百多场庙会——“花儿”会场为活动轴心，在每年相对固定的农历时间，以其多民族群众的集体互动方式，构成这里有着众多信仰的各群体超越族界的一个沟通、交往的文化活动；在“花儿”会期间， 由于生存环境和历史社会制度带给人们的婚姻、家庭、精神的缺陷、空白、限制和悲剧， 都变得无影无踪了，长期郁积在内心的情绪得以尽情地释放；大胆地用回归大自然的魄力和行为，与传统进行抗争。同时，它也是各族群用身心愉悦的游艺形式，对不合理、非人性、不公正生活的一种心灵补偿或忘我的“合法”纵情！
这样说来，“花儿”实在是一种内涵十分丰富的大文化系统！ 她的文化表达样式的外延是这样的广阔，内涵是如此的深邃，主体又是这般的众多。如果仅仅把她看作是只包含着文学与音乐因素的普通的山歌民谣，那无异于是一种陈旧、狭隘的学术浅薄！所以，今日的花儿研究，如继续缺乏人类学大视野，只是一味地停留在为现实服务的功利上，不仅远远不能领略“花儿”的广阔文化天地，不能真正理解这一人文系统的文化内涵，而且与其相关的文化植被自然也都无法理解又何谈有力保护、适度开发、合理利用呢？

四
近年来，随着甘青劳动力资源的输外，个体农民外出打工的增长，“花儿”的播布、流传，出现不断向更大空间扩展的趋势。据调查，陕、川、内蒙等地成了“花儿”新的传播空间。这为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和花儿研究家以及文化社会人类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们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人类学是专指“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而言的。它通过各分支领域，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基本模式，要通过无文字社会人类祖先的文化遗迹如生活、物质遗存、习俗、信仰符号、自然生态环境等等解释和描述祖先文化的演化轨迹。它也要通过无文字语言的结构、实际的言语活动等，来探索族群之间语言和思维的异同，语言的演化、模式和选择。它自然还要利用民族志、史的材料，对婚俗、亲属关系、民间艺术和政治、经济的体系，对群体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文化动态、信仰与习俗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通过介入式的、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予以研究。简言之，它为人们描述社会文化的起源、发展、特征、类型，比较各民族文化间的异同及与社会的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和相互间的渗透。以促进对人类自身和各族群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
“花儿”在民族文化关系上所透露出来的资讯，是值得中国人类学家深思的。众所周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提出了“保护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的概念。1998 年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对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仪式仪礼、节日活动、民间知识、手工技艺等无形文化(Intangible heritage)遗产的保护做出了规定。三十年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出色工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理念之所以在世界上取得共识，这是因为：
一、全球化趋势，既能成为密切各国、各民族关系的有力因素；也能导致文化一体化的强化、同一性的重合、对他民族文化的肢解。因此必须对文化多样性予以保护，以遏制强势文化支配多数文化的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维护国家和民族文化主权。
二、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和谐相处的一个基点。是科学工作，也是和平、发展与人权的基础工作。对文化多样性的了解认识，利于文化间相互理解、交流、学习和对话，以消除冲突和对立。对加强民主、正义和多元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有利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民族文化最深的根脉，相对保留着文化的原生状态和特有思维方式。是民族创造力的源泉和打开灵感的钥匙。出于它自然自在的特性羽衣一族，比起物质文化来更易被人们所忽视，它有更多脆弱性，也易于消失和被破坏；加上前述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以及动乱、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等的不断危害，我们所肩负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我们这一代人，遇上了一个非常的时代。因为我们的不慎，失去的将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里，保护“花儿”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把她“物归原主”地交给她的民众，使其按原本民间文化规律去回复她生活的本来形态，回归到存活的载体里去。少一些，再少一些“好心”的“帮助”和“提高”，比如为花儿会增加所谓引导性的新任务、新内容。少一些，再少一些急功近利式的商家“开发”，须知那种不要文化式的“文化开发”，往往是将文化资源以“粗粮细作”的办法庸俗化，结果是糟蹋了资源，也歪曲了、丑化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形象；曲意加在“花儿”身上的政治任务，实在不是“花儿”所能担当得了的。为了配合临时性任务，而伪造出来的所谓“花儿”，往往既不能娱民，又不能真正深入人心。是一个两头不讨好的糟蹋民间文化的强暴行为。
站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考虑到目前西部大开发中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问题，对花儿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开发，必须予以强化和有力的推进，以适应时代的需求。“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全民的历史记忆！曾遭受过文革劫难的民间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场域，我们理应按民意给予抢救、复原、完善！予以保护！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可以认为，中国民协为花儿故乡分别命名为“中国花儿保护之地”、“中国花儿传承基地”是一个好的措施污秽摇篮。保护与传承需要从产生她的文化场域 / 文化植被入手，培植其良性循环的机制和体制，以发挥她利于和谐社会的功能。这属于民间社会文化与科学工程，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性或时事性活动所能奏效的。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万万不可采取当下时兴的可显示政绩的理念和做法来对待。重要的是，无论是政府或民间组织，都要尊重民间文化的发展规律，采取积极适合的措施，为“花儿”及其优秀传承人的传承创造条件，使这种独特的文化系统永远传承下去。
注释：
① 这些山名、地名都是甘青两省花儿(庙)会的传统场域。
② 曾有文称， 花儿是出门人的歌，“出门人”实指马帮、脚户；行船水运的水手、筏子工。如今当指外出打工仔。
③　“漫少年”与“唱花儿”同。
④ 前段引自甘肃回族民间叙事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句；后段为当前流行花儿中的摘句。
⑤ 王沛：《河州花儿研究》， 第 322 页，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版权归作者与刊物所有，引用请查找原文。
编辑：周传斌

全文详见：https://6596.org/119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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