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事】你知道吗乡恋简谱？聊城曾经是中国的印书中心-聊城发布 提到古城的书，海源阁自不必说，20余万册的古籍秘藏使之声名远扬并铭刻青史。而古城内书香曾经延绵200多年。　 聊城自古以来，就是鲁西北的一座重要城市，为我国内陆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商贾云集，人烟辐凑。明、清以来先后在这里创办过东林、摄西、启文等书院，因其又是府治所在，例年要办的科举——府试和院试，都在这里举行冷残欢。当时范绍增，东昌府刻书印书的历史地位，甚至与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齐名。 清末，胡中惠在这里又设立东昌中学和东

【聊城事】你知道吗乡恋简谱？聊城曾经是中国的印书中心-聊城发布

提到古城的书，海源阁自不必说，20余万册的古籍秘藏使之声名远扬并铭刻青史。而古城内书香曾经延绵200多年。
　 聊城自古以来，就是鲁西北的一座重要城市，为我国内陆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商贾云集，人烟辐凑。明、清以来先后在这里创办过东林、摄西、启文等书院，因其又是府治所在，例年要办的科举——府试和院试，都在这里举行冷残欢。当时范绍增，东昌府刻书印书的历史地位，甚至与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齐名。
清末，胡中惠在这里又设立东昌中学和东昌师范等学校。由此，书籍、纸墨这类行业便应运而兴起来。其时，俚曲《逛东昌》中有如此唱词：“书铺开了几十处，刻版印书销四方。四大家名声通四海，贸易远达黑龙江。首屈一指书业德，宝兴、有益、善成堂……书店事业冠全省，各地书贩奔东昌。”这正是对清代图书印刷发行状况的真实描述。
《聊城市志》、《聊城商业志》、《聊城文史资料》、《聊城地方史志》等书籍的相关记载中胡楚靓，仅见清代到民国年间的二十多家书庄字号。而通过广泛搜集，目前可知、且有实物图片证明的书庄字号已达60余家。但这仍然不是全部，东昌府书庄林立的盛况曾经将古城变成了“书城”。
东昌刻书业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康熙年间已有多家书庄作坊。到了乾隆年间，书业逐渐繁荣起来。从东昌府书庄遗留下来的乾隆年间少量雕版古籍来看，东郡二酉堂刻印过《应制体诗-幽风月令》、《唐诗灵通解初集》，东郡锦文堂刻印过《新镌对联锦囊》，文英堂刻印过《今诗合刻试律浅说易知集》，崇文堂刻印过《崇文字汇》，三友堂刻印过《增补四书左国辑要》等。
嘉庆、道光年间，东昌书业达到了鼎盛阶段。从存世图书看，嘉庆年间，聚文堂刻有《详校古文释义》，书业堂出过《周礼节训》，敬文堂出过《诗韵题解辨同合刻》，锦文堂出过《对联精选》等。道光年间，出书更多，如文蔚堂刻本《紫阳易经》，文筠堂版本《时艺阶》，书业成印有《周礼精华》、《古文释义新编》，叶氏书林有《墨谱》、《制艺简摩集》，宝书堂刻本《铜板五方元音大全》，经余堂出过《诗经体注图考大全》、《四书补注附考备旨》等。
咸丰、同治年间，受漕运一度停止的影响，运河漕运开始衰微，书业受到影响，销量锐减，印书相应减少。在东昌府做生意的黄金阶段此时已经过去平地机租赁，但是东昌府的很多书庄依然顽强生存下来。到了光绪年间，书业复兴，东昌重现书庄林立、竞相刻书的盛景。这时，以出版量大而名冠全国的善成堂，以书籍刻印精美绝伦闻名于世的书业德，凭借享誉全国的良好声誉雄居于东昌府书庄市场的龙头地位。宝兴堂、有益堂、文英堂、崇文堂等大中型书庄同时出版了大量图书，销往大江南北。这时期的中小型书庄也竞相刻书印书，如万育堂出过《增补寿世保元》、《小儿推拿广意》，书宝堂出过《九章算法》、《医林改错》，诚善堂出过《大圆觉真经》、《李翠莲转皇宫》，金善堂出过《论语》、《孙膑上寿》、《对联大全》，鲍乾元出过《四书五经音韵》等，民国初年的际云堂出过《增补二论典故最豁集》、岳恒德书局出过《带音山西杂字》等。三合堂的唱本更是品种多样，标新立异，如《纱灯记》、《新刻白绫记》、《响马三全镇》等。
古城印书售书的兴旺阶段从康乾盛世到民国初期蓝帽回回，足有二三百年之久。那时，楼东大街两侧尤其是东口到东门口之间，四大书庄(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乃至六大书庄(四大书庄加上文英堂、敬文堂)都集中在这里，其间夹杂着一些中小型书庄如聚锦堂、文奎堂、书宝堂、锦文堂等。东门瓮城内外并延伸到东关大街两侧，也有许多家中小型书庄，如万兴成、福成堂、义成堂等。每天有骡马大车、手推小车往码头或货栈运送打包的书籍，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色。
东昌府书业在北方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将聊城与北京、天津、济南等大城市相比，官刻、家刻不如它们，图书零售量不如它们，书店家数不如它们多。但是，东昌书庄立足于刻书印书，发挥运河通航优势，将图书大量批发给南北书商，使东昌府图书广销天下。
查阅史料得知，北京最大的图书市场琉璃厂有120多家书店，仅有三分之一书店有刻书记录，刻书最多的书店仅刻书数十种(善成堂分店刻书40余种)。而聊城地方史料记载，四大书庄各有书版数百种，有的甚至上千种，三合堂刻印过二百多种唱本，这么大的出版量是北方任何城市无法比拟的。因此可以断言，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图书贸易中心，而东昌府是北方最大的坊刻印书中心。
东昌府刻书印书的历史地位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中说:“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中国古籍版本学》(曹之著)指出北京琉璃厂的坊刻比较发达、江浙地区的南京为江南一大刻书中心，又说，“另外，东昌刻书也比较发达”，并引用了《老残游记》中的相关描述。
鸦片战争后，连续经过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我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势力的严重打击，以致农村破产，市面萧条。书籍的销路，也日见萎缩。到清代末期，上海、天津等地石印和铅印本的读物，逐渐流行，手工印刷的木版书，又受到严重排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科举停止，一般四书五经，及制艺之流的书籍，销路更加迟滞。于是这一行业，仅能勉强支持，远不如从前兴盛了。一九二六年张宗昌督鲁时期天堂禁恋，王寿彭任教育厅长，又一度提倡经学，通令全省各中小学校，设读经课，因而经书、古文等，再见畅销。但这终是昙花一现，未能持久。接连民国十八、十九两年，聊城地方饱受聊城县警备队长王金发等匪乱摧残，图书、版片、损失不少。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疯狂破坏，以及解放前反动统治者的摧残，刻书业便日渐没落，直至消灭。后来，据说，仅书业德和有益堂两家，就以木头价钱，论斤卖掉书板八万多斤，充作了燃料。这样，聊城各家书店，数百年积存的书板有如祖龙一炬，孑遗莫存。如今古城改造建成的七贤祠，待建的启文书院等文化景点太虚神话，以及众多的博物馆，将复现古城历史文化，相信书香会重新萦绕古城。
四大书庄探源
书业德：纸墨书香海内外
　在清代，因为处在南北通衢京杭大运河沿岸，聊城的经济文化一度繁华，其中的刻书、制笔、年画享誉全国，流传海外。时至今日，制笔、年画尚能延续，唯独刻书光彩不再，连一点遗址也没有了。近年来，地方文化研究兴起，聊城的刻书业进入了教授、研究员的研究范围。
据专家讲，清代山东书庄(刻书、卖书铺)最有名的是聊城书业德。
全国十几个分号 所刻书销海内外
据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唐桂艳考证，书业德是清朝康熙年间山西灵石县一名郭姓人所建，地址在古城东门里大街南，靠近运河，院落宽阔，曾为明代吏部尚书许赞故居。“光绪年间达到顶峰，有院子百余间，分作客厅、作坊、仓库、宿舍，职工百余人。”规模之大，不但据全省之最，在全国也属罕见。
唐桂艳介绍说，据她考证，聊城至少有书庄24个，其中书业德最大，除了院落、职工的“场面”之大，更体现在全国各地的连锁机构。“除聊城总号外，还在山西太原、祁县、忻县、介休、平遥及山东济南等地设有十多个分号和代销处。”
大规模的刻书队伍、庞大的销售网络，使得书业德刻书远销大江南北。唐桂艳说，书业德的书除了山东外，还行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东北三省、上海、江苏等地。由于销路广、销量大，书业德一年到头没有闲的时候，尤其是腊月到正月，尤为繁忙。“因为书业德本部刻书不少是学堂用的，学堂在新春开馆，必须准备大批书籍，各处书商，都争先恐后赶来聊城。靠近运河的用木船，山西的用毛驴，河北张家口、绥远的用骆驼，络绎不绝。”
另据记者调查，书业德刻书还流传到日本等海外国家。
书版千余种 通俗书领市场
一个书庄的兴盛，除了销售网络，最根本的是刻书类型迎合了市场。据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何朝晖介绍，书业德刻书较为通俗，即使是难懂的四书五经，也属于浅显的释义，适合普通人群和一般的“举子”看。
我国古代的书，传统上分为经、史、子、集，书业德把握住清朝经学为主的特点，把刻书的重点放在经书上，其次是集部、子部书，史部书最少。书业德刻书有1000多种，现存国内公共图书馆和海外的有200多种。据唐桂艳分析，经书占二分之一;集部占四分之一；史部最少，大概是部头太大，不适合销售；子部书集中在医家、儒家和小说类。
唐桂艳说，书业德的书分库保管，有“经、史版库”、“启蒙书版库”、“小说版库”、“医、杂版库”等。除了上面说的木版书外，还有在清朝末年采用新技术印的少量石印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百二十卷，就是光绪二十八年的石印本。
自产代销铸辉煌 民国乱世遭劫焚
何朝晖说，书业德是山东最大的刻书铺，比胶东和济南的大得多，因为聊城处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交通方便。
唐桂艳分析，从现存的书来看，书业德刻书有几个特点，首先是自产自销，称为“府书”，布头小；其次是从南京、苏州、福建等南方买来印好的书页子装订成书，类似代销经销，当时称作“南书”，部头大。“南书”多采用上等毛边纸印刷，纸质清白柔韧，厚薄均匀。“府书”多用毛太纸或“四则纸”印刷，后来还用粉连纸。凡唱本、歌本等小型版本，称为“小花页”。
书业德还可能直接从南方买书来山东卖，因有些书加上了一页题签：“书业德自在江浙苏闽拣选古今书籍发兑印”等，属于纯粹的经销。
据唐桂艳研究，书业德的衰落始于清末航运停止，失去了交通优势。但书板不再则是由于民国乱世。一是民国十九年，土匪王金发焚毁书版大部分；二是抗日战争期间书版再遭破坏；三是1946年国民党杂牌军赵振华、郭培德等焚烧书版。1955年，书业德残存书版再作为柴火，除卖货底外，改业经营文具，有清一代的书业辉煌就此消亡。
善成堂：进士文选自成一家
善成堂是聊城的第二大书庄，规模仅次于书业德。
善成堂开业于乾隆初年，由四川人傅氏开办，在古城楼东大街路南，与书业德相距200米，在山东济南、济宁、菏泽、河北张家口、内蒙包头、四川成都、湖北汉口、重庆、江西浒湾、湖北沙市都设有分号。聊城古城内总号门面三间，房屋30多间，师傅20多名，职工50多名。傅氏还在北京开有天成堂书庄。
运河九大都市 善成堂控制三个
清代科举盛行，每遇科考之年，就要抢印“闱墨”，即状元、进士们的文选集。刻印“闱墨”是善成堂的专门领域。
据唐桂艳介绍，善成堂刻印的“闱墨”有《顺天闱墨》《直隶闱墨》《山东闱墨》等。《山东闱墨》由济南的分号搜集资料，送聊城刻印；《顺天闱墨》《直隶闱墨》则由北京天成堂印好现成书页，由运河来聊城，加工成书后与《山东闱墨》运往济宁、北京批销。“这种赶时间的生意，其他各书坊都不及善成堂。当时流行一句话，即‘沿河九大都市，善成堂控制了三个。’京城、省会都有善成堂的人。”唐桂艳说，善成堂经营“闱墨”数量巨大，终年忙碌，平时给分号发货，张家口、包头的骆驼队每月一次，济南、菏泽大车队十天一回，北京、济宁或三天或五天，更有江南大船运纸入库。夏末各分号负责人来聊城议事，自农历十月南方大批进纸，直到来春院里的纸垛才消失。秋季外地客商此来彼往，腊月，特别是“乱市”(一般只腊月十五之二十三)，外商为争取早日回家过年，形成抢购。此时，客厅也改为营业室，设柜台，陈列大垛书籍，应付外地书商。并临时赁房数处，又双资招雇大批临时工，赶印急用书籍，以应付销售。一进腊月，资东对职工就实行“双工资”，半夜后到天明，则“双加双资”、“酒席款待”，可见当时书业繁盛之情。
选聘堂邑高手刻书
据唐桂艳考证，善成堂有“闱墨”书版100多种，除此之外，也刻印经史子集各类书。如“四书”、“五经”、“小说”、“医书”、“启蒙读物”等自制书版四百四十余种，后又增添“别集”、“术数”、“善书”、“画谱”、“棋谱”等二百余种，其盛期存板近千种。与书业德不同，这其中不乏大部头的经书《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等，史书《史记》《资治通鉴》等，小说《三国志演义》《绣像水浒传》等，还有医书、卜筮、星相、画谱、棋谱、启蒙教物、“小花页”(即小型唱本)等，种类繁多，还有聊城旧时流行的所谓“善书”(劝人行善)，名曰“宣讲”，如《宣讲宝铭》《宣讲全鉴》等。
唐桂艳说，善成堂的书板，均聘请堂邑县雕刻能手刻制，书签和内衣的字体更是请“圣手书生”刘凤藻或书法家肖莆田写样刻印。刘凤藻，堂邑人，不但善于摹写宋体字的横轻竖重，并善书正楷。字体融合柳、欧，疏密适中，颇为美观。写一版书的代价，是京钱一吊。写样的纸，是上等毛泰纸，质薄柔韧，写上字，可透过背影，清晰可辨。与其他书庄相比，善成堂最讲装潢美观，哪怕是启蒙读物，也无不精美。
科举废运河淤 1945年停业
国家体制、新技术出现、交通条件、国家动乱，是影响民间商业最大的四个因素，哪怕遇到一个而不能及时转型适应的话都可能歇业，而清末的这四个因素善成堂全遇上了。
唐桂艳介绍说，光绪年间废科举兴洋学和运河淤塞不通，是善成堂衰败的主要原因。由于主要精力用在“闱墨”上，洋学一兴，“闱墨”无人问津，京城之外的小城市难以寻到懂西洋学的人来翻译或者写书，所以业务骤减。加上南方的纸不能再通过运河运来，北京的天成堂也逐渐断绝来往，其他分号也逐渐独立，善成堂的生意因而日趋萧条。再加上新的石印、铅印印刷技术的出现，土匪和日本侵略者的破坏，1945年善成堂终于停业，辉煌不再。
宝兴堂：无门面而书销千里
宝兴堂(清代聊城第三大书庄)高阶大门、金字招牌，大门两侧贴着“宝非珠玉，兴待圣贤”的对联。这种把书看做比珠玉还珍贵的态度，决定了宝兴堂刻书是精选精校精刻，也是它在众多书庄中名列前茅的重要原因。
主人幕后 经理坐庄
据唐桂艳考证，宝兴堂坐落在古城楼东大街北侧的安乐巷，再往东就是北顺城街。宝兴堂开业于康熙中叶，出资人先是李家，后改为林家，他们都是河北衡水人。林又聘请另一位李姓做总经理，掌管书庄业务。
唐桂艳说，同其他书庄不同，宝兴堂没有临大街的门面，而是属于院内营业，大概是定位于少做零售，重点做批发。其院落是传统的“四合子房”，即四合院，另配以北跨院作为作坊、纸库、书库。大门南侧有三间东屋是营业室。北跨院作坊有30多名工人，终日刻书、校板，五六名师傅分管取纸、印刷、装订、装函套等工序。其南间设柜台、货架，中间为客厅，北间为暗间作柜房，东屋向西是二门，内院西屋上房住经理，南北屋住师傅、店员。除了专职人员，还雇有临时工。营业室店员每日忙于取书、送书、包装，还要招待顾客。
善于迎合市场需求
据唐桂艳介绍，宝兴堂的书多数精选、精印、精刻，文章上等，错字较少，因而颇受消费者欢迎，除了销往山东济南、兖州等各地区外，还远销北京、天津、包头、绥远、衡水、徐州等地，可谓千里之外不乏见到聊城刻书。
唐桂艳说，宝兴堂刻书最兴旺时期是光绪前后，之前刻经书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这是为了迎合科举考试，并且很多书属于“二层楼”甚至“三层楼”，即在上面“天头”再空出一格或两格，便于“举子”记下解释，或者学习心得。当然有些小说也是这种形式爱情二十年，如《寻宝》栏目中提到的《聊斋志异》就属于“二层楼”。同其他书庄一样，科举年份编选状元、进士文选，也是宝兴堂的业务;也印行大量“小花页”，如《杨贵妃醉酒》《孙悟空大闹天宫》之类。
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后徐正曦图片，废除了科举，“八股文”遭弃，科学时兴，宝兴堂又刻印了《经济特科要旨》《策论粹新》等新书，迎合了求功名的士子研究策论的心愿，各地书商也纷纷来抢购。民国后，新的石印技术传入我国，宝兴堂又销售石印的启蒙读物，契合了社会需求。所以，宝兴堂比善成堂维持的时间较长一些。但民国后战乱频繁，宝兴堂也逐渐衰弱，书版散失，到解放时，宝兴堂已停业了。
注重广告效应
唐桂艳在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有条件充分利用本馆以及同其他图书馆的共享资源，据她所知，宝兴堂在公共图书馆的藏书现存29种。经她分析，宝兴堂与其他书庄有共同点骗中传奇，更有自己的特点。
共同点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自刻自印。宝兴堂有专门的刻书职工30多人，终日选书、刻书、校板，并按照工序有专人装订(线装书装订有折叠、排序、打眼、切割、穿线、包角，有的还要把书名、册数写在侧面上)；二是加工从南方买来的印好的书页子，即把“南书”装订成书；三是一书多刻，即同样一种书，屡次刊刻，款式不同。款式不同，等于今天的重新排版，是较为费工夫的活，也可见宝兴堂作书之精。
宝兴堂的最大特点是更注重广告效应。由于宝兴堂全国有名，它在来料加工的“南书”上，印上“宝兴堂监印”字样，表示我监督的书质量就好。在自刻自印的书上，如《小学纂注》封面题“督学使者颁行，重订小学纂注快乐人儿，光绪戊戌年增刻，东昌宝兴堂梓。增朱子年谱，附忠经孝经。”“重订”表明做的工作有进步；“督学使者颁行”表明权威性；“增朱子年谱，附忠经孝经”，表明在内容上有改进，花最少钱看最多内容的书。其他标志如“宝兴堂梓”、“宝兴堂刻”、“宝兴堂梓行”、“宝兴堂藏版”、“东昌宝兴堂藏版”、“东郡宝兴堂藏本”，或者版心下部直接刻“宝兴堂”者更是屡见不鲜。从宝兴堂维持较长时间来看，广告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
有益堂：开卷有益惠学人
　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唐桂艳说，她搜集的资料中，有原聊城民俗专家吴云涛先生的《聊城刻书出版简史》一书，据这本书记载，有益堂虽位在四大书庄之末，但规模排在宝兴堂之前，居第三位，创立资金是钱一万吊，也是聊城经营时间最久的书庄。
总号由河北衡水迁聊城
唐桂艳介绍说，有益堂的取名源自“开卷有益”，原开设于河北衡水西关，出资人叫张绍基。衡水有益堂康熙末年即与聊城宝兴堂因同乡关系而有来往，从南方购来的大量竹纸等先由船运到聊城，寄存宝兴堂，然后再雇大车运往衡水，还通过宝兴堂联系堂邑的刻工。
唐桂艳说，京杭大运河为聊城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张绍基见聊城比衡水经营方便，销路广，于是在聊城古城东门稍里大街北侧赁房设了分号。雍正年间再置房，将分号改为总号，而将衡水总号改为分号。经理衡水人张绍基，后转聊城本地人邹氏兄弟，又转周家(聊城周家钱局)，资金雄厚，生意兴隆。
有益堂有坐北朝南的门面三间，后院宽广，有作坊、书库、纸库、板库、客厅、寝室等。前面门面东部为货架柜台，西部为货物进出、包装拆验之所。中间是通向后院的正门，门悬清代聊城著名书法家朱学笃所题“有益堂”匾额。门市有店员七八人招揽顾客，作坊有二十余名工人，七、八个师傅，另有不少临时工麻料鸟叫声，循序进行印刷、装订等工作。除零售外，并有大量外客。客人除鲁西附近县镇者外，还有东北、内蒙、山西、河北等地的远客。外商一买几车，在几个书坊选购配套。有益堂与宝兴堂关系密切，互相交流书版，因而两家版本颇为相似。
所刻《净发须知》全国唯一
据唐桂艳说，根据前人的资料，有益堂刻过一部理发业技术名书，该书是全国现存唯一的单刻本，即《净发须知》，清朝吴铎编订，共两卷，分别题“京本江湖博览净发须知上卷”和“京本江湖博览按摩修养净发须知下卷”，图文并茂。该书是光绪21年所刻，以问答、歌诀等形式系统地介绍了古代剃头、按摩的各种方法及注意事项郭金杰，详述了“推”、“拿”、“点穴”、“拿闷”等施术之“诀窍”，是一部记录理发业的专门著作。此外同样具有实用价值的还有《冷发烫知》，有图，有注释，此书大概已经绝迹。可见，有益堂为我国传统的理发业作出了贡献。
但据记者了解，也有人说《净发须知》是聊城书业德在咸丰10年刻的千帜雪，也有说是聊城善成堂刻的，由于记者仅看到此书有限的几页，所以无法辨明刊刻年月和到底哪家所刻。
另据了解，《净发须知》在明朝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中也有收录，也是上下两卷，在第14125卷的第一页。看来，《净发须知》是清朝的吴铎“修订”了一下而已。不管该书是聊城的哪一个书坊所刻，但作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无疑的。
传三五百部书卖山东图书馆
唐桂艳介绍说，有益堂也是有自刻自印、来书页加工、直接来书经销等几种经营情况，其版除自刻外，还收买一些倒闭书坊旧版，改补为“有益堂”字样槐国栋。戊戌变法后，有益堂又印《历史》《地理》《自然》《经济》《政治》等书，张家口的骆驼队、河北的大车帮、山西的毛驴群，纷纷来聊购书，连同聊城毛笔、年画，一起大量批购，形成“乱市”。
到了“民国”，木版书为铅印、石印书所代替，有益堂每年还可销七八千木版书，但远不如昔日兴盛。有益堂见木版书走向末路，又开始经营新书和文具。日寇占聊期间木版散失，又以经营文具为主。1946年，有益堂倒闭。
唐桂艳说，有益堂刻书应该很多，上千种是很有可能的。根据吴云涛《聊城刻书出版简史》介绍，有益堂的三五百部木版书为山东省图书馆买去，但据她查阅，山东省图书馆线装书中明确有有益堂标志的仅有十余部，最早的是道光年间刻，最晚的是“民国”四年刻。她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吴云涛先生弄错了数；二是多数书虽然是有益堂的刻书，但没有有益堂标记，刻书铺子并不是每一书都写明出自哪里的。
作者：高文广 路子强 吴云弢 整理：庞玉伟

全文详见：https://6596.org/148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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