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超颖“高饶事件”后饶漱石为何突然被毛泽东批准逮捕-历史树 余超颖饶漱石作者：李旭来源：《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原题为《“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后的饶漱石》1954年初，我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粉碎这一联盟后，高岗的表现和结局，人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饶漱石的表现和结局怎么样？对此，知道的人并不多。饶漱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饶漱石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之一。他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一户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生活还算富裕，因此，才有经济实力

余超颖“高饶事件”后饶漱石为何突然被毛泽东批准逮捕-历史树

余超颖


饶漱石
作者：李旭
来源：《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
原题为《“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后的饶漱石》
1954年初，我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粉碎这一联盟后，高岗的表现和结局，人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饶漱石的表现和结局怎么样？对此，知道的人并不多。
饶漱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饶漱石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之一。他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一户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生活还算富裕，因此，才有经济实力供他读书。饶漱石在青年时代不但读过中学，而且还上过大学。他的英语呱呱叫，就是在大学期间学的。
饶漱石也算是中国共产党内有资历的人。他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参加领导所在城市中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饶漱石在白区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斗争中提高很快，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因而很快就崭露头角，受到了当时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的重视。1935年至1938年间，他被派到苏联工作。1938年从苏联回国后，被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漱石在东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使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仅为新四军在南方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的局面。为此，饶漱石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刘少奇也称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山东的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抗日战争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饶漱石（左一）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群众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好读书，很少与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一些与他共过事的人，有许多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
1954年春天，邓小平在与其他几个中央领导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饶漱石谈话时当面说饶漱石：你这个人不可交，高岗还为你说话，承担责任，你却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岗身上推。邓小平在与陈毅、谭震林一起主持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时，还指出：饶漱石是个“单干户”，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空子”；当面扯谎，说话反复无常，伪装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陈毅说，就饶漱石善于伪装、稳步前进、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饶漱石较高岗更为隐蔽、奸巧。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饶漱石“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是一个十分奸滑、善于伪装的阴谋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高饶反党联盟”被粉碎之后，饶漱石的态度不老实
1954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已经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作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
1954年2月，中央召开了七次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这七次座谈会，都是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共同主持的。参加会议的26人大多是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前四次会议着重核对饶漱石错误的事实；第五、六次会议由参加会议的同志对饶漱石进行批评帮助；第七次会议由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发言，座谈会结束。在开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座谈会时，又请各大区及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来参加旁听，因此，到会有66人。参加会议的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揭露了饶漱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与高岗结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饶漱石不是回避不谈，就是找借口为自己开脱。
饶漱石的态度不老实，集中表现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所作的检讨中。这次会议是2月23日开的，原定议题主要就是让饶漱石作自我批评。饶漱石事先准备了一个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稿子。他眼睛不好，当时头也不抬，脸几乎贴在稿子上，一字一句地念完了这篇稿子，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也不做任何脱稿的解释，只是不时地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
饶在这篇“自我检讨”中谈了“四个主要事件”：一个是“关于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个是“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一个是“关于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然而，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他却只字不提，实际上是干脆否认。对这个问题，他只是把事情扯到他与安子文的关系上。他说：“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7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本来，我自去年3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7月22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上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饶漱石还说：“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在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身上。”
饶漱石在这篇检讨中不但不承认与高岗有联盟，反而说：在7月24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曾经向高岗质问“名单”(指高岗让安子文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问题。饶漱石在这篇检讨中辩解说，他没有反刘少奇，只是对刘少奇不尊重。他说：“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而只是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饶漱石在这篇检讨中不光否认他反对刘少奇，而且否认他与高岗有什么联盟。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这样解释的：“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
饶漱石对自己的问题总的结论是：“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成见，甚至由此发展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损害党的团结。”
从饶漱石上面这些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他根本不承认存在“高饶反党联盟”；二、他不承认他犯了分裂党的错误。他检讨的，只是一些个人工作作风和思想上的毛病。
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的这个态度显然不满意，都认为饶漱石态度不老实。
曾山说：饶漱石的问题是和高岗一起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领导班子中制造不和，破坏团结。
赖传珠说：饶漱石在新四军时，就争夺个人权力，他不宣布新四军以陈毅为中心，反而故意造成一种假象：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核心。饶漱石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很厉害。
张云逸在发言中提到：饶漱石在新四军时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排挤陈毅同志，使人都不敢和陈毅同志来往了。我那时是新四军的代军长，也受到了孤立。
谭震林、邓子恢说：当时，我们都感到，饶漱石整同志心狠手辣，他善于耍权术，故意使问题扩大，然后把你打下去。
刘晓说：饶漱石的政治品质不好，脑子里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粟裕说：饶漱石在同志关系上是很庸俗的。我亲身经历过的。他对我封官许愿，要提拔我，把陈毅赶走。这种做法是不正派的，虚伪的。
陈毅在会上还拿出了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打给毛泽东的电报，读给大家听。饶漱石在这份电报中极尽造谣之能事，对陈毅进行陷害。陈毅说：对这份电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质问饶漱石：你这样对待我，这样对待同志，还有党性吗？还有天理良心吗？当时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势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接着，陈毅很客观地说：饶漱石同志近十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生活清苦，办事谨慎，工作做得也不少，我从来不否认这些。但他把党看成是自己谋取权位的工具，在党内进行政治投机，这个基本问题一错，其他一切就都变成骗人的了，变为谋取最高权位的可耻伪装了。饶漱石对“高饶联盟”问题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
党中央、毛泽东原打算在处理饶漱石时手下留情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开过之后，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来源的。报告对饶漱石的检讨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饶在自己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饶漱石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的错误的本质。”“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漱石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饶漱石自己承认他与高岗只是“不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代。”
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是中央书记处决定并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的。会议开完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个人代中央写一个报告出来。因此，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也是代表中央作的结论。这份报告很快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于1954年3月12日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毛泽东在批语中说，他只在第四页上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邓小平把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交给中央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这个报告。会议同时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后，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漱石的身边工作人员一律不换，生活待遇照常。饶漱石最喜欢的秘书也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但是，按中央要求，秘书每周要写一份“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到中南海向杨尚昆直接汇报。
为了帮助饶漱石，中央没有改变让他进一步写出检查的要求。饶漱石也同意再写出一份检查。据杨尚昆回忆，此时，饶漱石早就患有的面部神经痉挛症复发，不能看，也不能写。所以，饶漱石的检查，实际上是他自拟大纲，逐点口授，让秘书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而写成的。饶漱石的这份检查，一写就是半年时间，到1954年底才定稿。饶漱石在检查稿上签字后，上报中央。
这是一份长达2万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待了四个方面的错误：一、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的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问题。1949年底，大区筹备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却在陈毅谦让时，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三、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四、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饶漱石在检查稿的末尾，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存在有8个方面的问题：一、利用弱点，小题大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二、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三、运用资产阶级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四、宗派主义；五、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六、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七、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八、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饶漱石的检查稿交中央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认真看过了。饶在这份检查稿中，虽然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仍讲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轻，但是，毕竟提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配合”的问题、“明斗安实反刘”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党中央对饶漱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决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饶漱石的已经揭出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再让饶漱石写检查了。
对饶漱石今后怎样处理，毛泽东、党中央也反复研究过了，打算只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认为这样宽大处理，对党比较有利。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有257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专门就“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作了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高、饶的问题。这表明，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要作最后的定性了。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的预备会上，有不少代表团提出：有许多代表不赞成把饶漱石留在党内，要求开除饶漱石的党籍。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央政治局后，中央政治局于3月18日开会，经过讨论，仍然认为：“不必改动原来的意见，应向代表进行说明。”3月19日，毛泽东主持了在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开的七届五中全会。全会在讨论高饶问题时，毛泽东专门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1年多了，关于处理高饶的文件也搞了1年，是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他们确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搞阴谋的，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张来的，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的。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也是在做与会代表的工作。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说明党的教育挽救干部的政策，代表们也基本上同意了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最后，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
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第三部分，专门谈到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他讲了中央对高饶问题的结论性意见，并总结了六点经验，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意。毛泽东说：“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此时，高岗已死，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是针对包括饶漱石在内的遭到“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影响的干部。而由于饶漱石的特殊地位，毛泽东的这段话，又主要是针对他而说的。可见，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饶漱石还是要帮的。
三件事使饶漱石的问题突然升级。饶漱石被开除党籍，由毛泽东亲自批准逮捕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并且意见基本上已经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饶漱石的秘书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秘书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秘书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全体代表后，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第二件事：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而且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扬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扬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第三件事：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的有关潘汉年的“交代”。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扬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扬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扬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代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据此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逮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这样，在接下来由毛泽东主持续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除了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最后的结局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写的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此后，饶漱石的问题就被长期搁置下来。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安排到一个农场，但并不让他参加劳动，实际上是把他养了起来。中央当时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1人，每月发给他生活费200元。在当时，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足够饶漱石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达到的效果，是保住了饶漱石的性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大动乱的年月，饶漱石如果不被收监，很可能会遭红卫兵的批斗而死亡。
在与饶漱石共同工作过的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潘汉年、扬帆外，其他人一概没受牵连，中央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于认定饶漱石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首犯的问题，中央虽然没有作出复查结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扬帆相继得以平反。这样，这个“反革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的发表，说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年，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
但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确实存在。邓小平在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亲自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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