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超颖“被乡亲们需要，我很快乐”-漳浦纪委监委 余超颖陈伟琳在卫生所药房配中药（摄影：李宏民）陈伟琳在父亲陈启惠的指导下整理药方（摄影：洪锦城）陈伟琳，1980年11月生，福建省漳浦县湖西乡后溪村乡村医生，他义务献血15年，累计献血89次，2018年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曾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福建省“岗位学雷锋标兵”，福建省道德模范等称号。我的父亲是一名老乡村医生，小时候，医疗条件差，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我一起出诊。6岁时，我跟着父亲到外地看社戏，正好当地有个老人病情危重，家人很着急，

余超颖“被乡亲们需要，我很快乐”-漳浦纪委监委

余超颖

陈伟琳在卫生所药房配中药（摄影：李宏民）

陈伟琳在父亲陈启惠的指导下整理药方（摄影：洪锦城）

陈伟琳，1980年11月生，福建省漳浦县湖西乡后溪村乡村医生，他义务献血15年，累计献血89次，2018年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曾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福建省“岗位学雷锋标兵”，福建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乡村医生，小时候，医疗条件差，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我一起出诊。6岁时，我跟着父亲到外地看社戏，正好当地有个老人病情危重，家人很着急，后来经我父亲诊断用药后痊愈。耳濡目染，我就产生了当医生的想法。
闲暇之余，父亲会教我古代医方著作《汤头歌诀》，我对医学处方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溪村是少数民族村，偏远闭塞，畲乡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儿童和老人。16个自然村分布在山包丘陵之间，交通很不方便，老人一旦生病，通常只能在家维持，饱受病痛折磨。我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1998年，我从漳州卫生学校毕业。同学们大多留在了漳州，或者去大城市发展，而我决定回乡。当时，乡医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没有任何福利，是“三无医生”，很多同学笑我傻，但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
刚回村里的时候最困难，医疗条件太差，最基础的医疗器械都没有，病人无法得到有效治疗。
当时，老人陈义山患有胃癌，后期经常呕血，我建议他到县医院治疗，可是老人行动不便，其子女让我尽全力医治。大出血的病人，血管不好扎，卫生所里又没留置针，一天要扎针好几次，增加了老人的痛苦，我心里又无奈又难受。后来，我骑着摩托车去周边乡镇借氧气包，去县城联系医疗器械商，逐步改善了村里的医疗条件。
2007年，台风把通往南山自然村唯一的大桥冲垮了，我半夜接到河对岸乡亲请求出诊的电话，只能卷起裤腿，举着手电筒，趟过河去。天快亮时我回到家，心理落差很大，在心里问自己，当时的决定对吗？
那时我刚考上执业医师，乡里有编制的卫生院和县里的民营医院都想聘请我。可是我一走，乡亲们怎么办？我想到村里几百名老人和慢性病病人没人照料，我犹豫了，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
有一次我在漳州参加好青年故事分享会，傍晚时分我接到过溪自然村陈社勇的电话，说他儿子又发烧了，他儿子体质弱，经常发烧。我连夜赶到他家，给他儿子诊治。陈社勇握着我的手说：“孩子发烧，我最怕你不在，只要你在村里，我什么都不怕。”
20年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被需要感”，让我感觉到了做乡村医生的价值。
前几年，一些医药业务员联系我做直肠给药的业务，直肠给药的经济效益是口服药的数倍之多。我考虑到村民的经济条件，拒绝了业务员的建议。村里的贫困户到卫生所拿药，我不愿收钱，但他们自强倔强，我只能象征性收一些费用。
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生病来找我打针，经过问诊，我只让他们用口服药，治疗效果一样。现在他们去其他乡镇打工，却还会专程回来找我看病。
2005年我在漳州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看到献血车就去献血了，在与采血人员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一种新型献血方式——机采血小板。献血有时间限制，只能半年一次，而机采血小板可以一个月一次，能更好更多地献血。
一开始我家人反对，特别是我母亲，她担心我工作累、身子虚，受不住。我就瞒着他们，偷偷去机采血小板献血，还把献血证藏起来，直到我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我献血的报道才知道。后来家人慢慢接受了。
当前国家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负责村里乡亲们的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妇幼老人健康管理、重型精神病患者管理等13项工作。一年下来，我骑着摩托车巡诊1200多次，摩托骑坏两辆，虽然很辛劳，但被乡亲们需要，我很快乐。
现在，乡亲们都称我是后溪村的“活地图”“活档案”，我对后溪村每一条路、每一个患者的状况，都熟稔于心。我可是一个900户3600人“畲乡大家庭”的专职“家庭医生”。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陈伟琳 口述 杨特团 李宏民 整理

全文详见：https://6596.org/4518.html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