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超颖▍孔新峰：儒家“立政德”说与当代 天熹识见-天熹策论 余超颖本文删节版以《“立政德”的新时代意义》为题首发于2018年4月16日《光明日报》，这里推送的是完整版。感谢作者授权“天熹策论”微信公众号发表。转载请保留作者信息，并标明来源于“天熹策论”公众号。图片均来自网络。儒家“立政德”说与当代孔新峰山东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济宁干部政德学院特聘教授“政德”者，为政之德也。这个春天，政德之声有如洪钟大吕，在神州大地回响。2018年3月10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中共中央

余超颖▍孔新峰：儒家“立政德”说与当代 天熹识见-天熹策论

余超颖本文删节版以《“立政德”的新时代意义》为题首发于2018年4月16日《光明日报》，这里推送的是完整版。感谢作者授权“天熹策论”微信公众号发表。转载请保留作者信息，并标明来源于“天熹策论”公众号。图片均来自网络。
儒家“立政德”说与当代
孔新峰
山东大学教授、博导
中国济宁干部政德学院特聘教授
“政德”者，为政之德也。
这个春天，政德之声有如洪钟大吕，在神州大地回响。

2018年3月10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
“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这一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新时代政德建设的目标群体、具体标准、内涵外延与致力方向，从而为新时代政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新时代政德建设的理论资源，总书记在这一场合未加详述。鉴于公权力执掌者的为政之德乃是特定时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参考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大渊源的论述。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谓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渊源，也构成了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的三大理论资源。没有三者的底蕴和滋养，干部政德就难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2011年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曾发出重大讯号：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2013年11月26日，习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调研时说：
“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而在十九大报告中，上述讯息被保留与转述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同时，在新修订党章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表述赫然在目。
习总书记还曾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要理直气壮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构成了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传世智慧。
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构成其主流，奠定其底色，蕴含丰厚的政德养分。将儒家为政之德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对当前干部政德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儒家文化高度重视为政之德。
距今三千余年前，伴随着周革殷命、制礼作乐，华夏先民产生了一次伟大的人本觉醒和政治启蒙，决定了中华民族迄今鲜活的精神特质。
距今两千五百余年前，孔子于道“从周”，祖述尧舜而宪章文武，通过删述六经的因革损益与有教无类的兴办私学，成为五千年文明史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成至圣，以及深刻影响传统中国的儒家学说的创始先师。

就此意义而言，周人可谓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而“敬”“德”乃是频见于《尚书·周书》的重要语词。
遍查《今文尚书》，“德”“敬”二字分别出现112次、52次，而《周书》便分别出现86次、41次，其中与周公相关的十篇左右诰命之中，两字则出现69次和28次之多。
周人常怀“殷鉴不远”、惟念长治久安的浓厚忧患意识，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新型政治理念；征诸自卜辞至周铭中“德”字从“无心”到“有心”、从外显行为（德行）到内潜心意（德性）之变化，明晰可辨对为政者主观能动性的彰显，亦即从神本走向人本，以内心之德化主动争取或印证天意。

从左到右依次为“德”字甲骨文、金文、篆书
这敬德明德、以德配天的临深履薄、戒慎恐惧，颇类于德国现代社会理论大师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那种加尔文宗信徒心中的焦虑感，进而开出《礼记·大学》所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人气象，累积成“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国民共识，孕育了“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德，升也”“外得于人（惠泽使人得之）、内得于己（身心所自得）”等“德”“得”互训的高度的道德理想主义。

其可贵之处，恰如习总书记曲阜讲话所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而2016年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习总书记讲话再三致意的主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正是一个“直心而行”的“德”字。而此“德”字，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和世界第一大党“要有”的“大的样子”。
儒家文化高度重视人的社会属性，
强调入仕者的政治责任。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出仕济世造福苍生，是儒者天经地义分内之事。
《大学》所言“八条目”，既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我与我周旋”的“内圣”“修己”，更指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我与世周旋”的“外王”“安民”。
而为了这份责任胜任愉快，儒家高度重视“德”的教化养成。《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在此基础上，儒家文化在“为何教育？教育什么？教育谁人？谁来教育？怎样教育？怎样学习？怎样保障？效果如何？”等一系列政德教育基本问题上，渐次积累出足资今人借鉴的丰厚经验，此不赘述。但若说政德教育中国人搞不好，那可真是数典忘祖、妄自菲薄！
同时，我们不可不察的是：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公权力执掌者在修德问题上理应发挥典范和带动作用，必须在“大德”“公德”“私德”上下苦功夫，务期成为“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

孔府“戒贪图”
而若当局者本身有悖公序良俗，则后果不堪设想。荀子尝言：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曾将“耻”视为“四维”之要，痛斥“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此种“国耻”，直指“亡天下”的万劫不复境地！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德刑并用，常典也”，儒法合流、礼法合治乃儒家通识；但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强调儒家为政以德的当代意义，是为了指明良善的国家治理须“依法而治”亦须“奉法者贤”的基本事实。
同时，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是当代中国干部政德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定会在生动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政德论说一起，培养造就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为政以德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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