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超颖“西部之香港” 文化·甘州古道张掖，中国-金张掖在线网 余超颖古道张掖，中国“西部之香港”古丝绸之路，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最早走向世界的国际大通道，生活在这条古道上的古老民族，是打开这条国际通道的先行者、奠基人，而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张掖，曾是中国西部最繁华的国际贸易大都市，也是中国最古老的“西部香港”。大月氏建都张掖，贯通丝绸之路第一人《辞海》“西戎”词条解释，西戎为古代西北戎族的总称。史籍记载的这些古代民族有月氏、义渠、三苗、姜戎、陆浑之戎、乌孙、昭武九姓等。这些古老的民族，虽然来自不同的

余超颖“西部之香港” 文化·甘州古道张掖，中国-金张掖在线网

余超颖


古道张掖，中国“西部之香港”
古丝绸之路，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最早走向世界的国际大通道，生活在这条古道上的古老民族，是打开这条国际通道的先行者、奠基人，而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张掖，曾是中国西部最繁华的国际贸易大都市，也是中国最古老的“西部香港”。
大月氏建都张掖，贯通丝绸之路第一人
《辞海》“西戎”词条解释，西戎为古代西北戎族的总称。史籍记载的这些古代民族有月氏、义渠、三苗、姜戎、陆浑之戎、乌孙、昭武九姓等。这些古老的民族，虽然来自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祖先和文化背景，但他们都在中国的大西北找到了适合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相互交流、碰撞、融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共同构建了与中原大地迥然不同、多姿多彩的部落和族群文化。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远在尧舜时期，以大月氏为代表的西戎民族，是张掖的老住户。大月氏民族骄勇彪悍，能征善战，驰骋南北，横贯东西。不仅如此，大月氏民族也是一个善于经营贸易，互通有无的民族。《管子》《尚书》等记载，大禹在“导弱水至合黎，余波入流沙”之后，居于弱水流域的大月氏民族开通了“玉石之路”，将新疆的和田玉循草原之路，运往中原大地，并南下直通各国。《隋书·西域传》记载，月氏民族于公元前475~前221年)，在张掖建立了大月氏国，都城设在张掖昭武城，月氏东城设在民乐永固城。此时，弱水流域的昭武城，不仅是新疆和田玉东流的重要枢纽，而且，中原大地盛产的丝绸，也是通过昭武城，源源不断运销到了西方各国。行走在这条路上的，除了月氏部落的马队、驼队，还有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人。《甘肃民族贸易史稿》记述，战国时代，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欧洲人称中国为支那。大月氏民族是最早将物质文明传到中亚甚至欧洲的古代部族。英国《金融时报》1997年11月4日《神话传说中的昆仑是巴比伦城吗？》一文记述，德国在古墓葬中发现了中国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丝绸残片，比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早了三四百年。众多史料表明，此时，生活在张掖大地上的大月氏、匈奴、鲜卑、羌等胡人民族的思想和心态是自我的，也是开放的；他们行为是冒险的，也是拓荒的；他们的精神是民族的，也是大众的、世界的。大月氏是贯通古丝绸之路的领航者，国际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丝绸之路文化精神的奠基人。
张掖互市，国内最大的国际贸易都市
“张国臂掖，以通西域”。《管子》记载，从西周时期的“玉石之路”，到春秋战国时期大月氏部落开通的丝绸之路，张掖既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交汇点。尤其是雄踞昭武城的“昭武九姓”，是丝绸之路著名的“九姓胡商”，他们把中原的丝绸、铁器和西域的琥珀、玉石、葡萄、胡椒、汗血宝马等进行贩运交易，大大推进了张掖商业贸易市场的繁荣。至北凉时期沮渠蒙逊在张掖建都，删丹(今张掖)城内商队云集，物产丰富，市场繁华，西域三十六国皆遣使朝贡，张掖国际性贸易城市的位置已经确定。
自此，张掖一直是西域到中亚乃至欧洲与中原大地的贸易枢纽，也是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到隋代，张掖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城市，对外开放的窗口，张掖的贸易市场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此时的张掖古城，胡商往来，万商云集，外国使节长期定居，洽谈交流、商务贸易等业务频繁。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炬进驻张掖“监诸胡商互市”，即由裴炬主持“张掖互市”，“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据裴炬亲自撰写的《西域图记》记载，大业三年入朝觐见炀帝，盛言“西域各国多诸宝物，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均愿归顺”。炀帝垂询张掖贸易状况后大悦，遂决定西巡，并有“九姓胡商”知会西域各国，届时携带货物参加张掖国际贸易盛会，史称“张掖万国博览会”。大业五年(公元609年)6月，隋炀帝西巡到达张掖，亲临并登燕支山(今山丹焉支山)参加盛会。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屯设及西域27国使者在道旁参见，各国国王及使者均佩戴金玉，焚香奏乐，歌舞欢乐，张掖一带百姓身着节日盛装，夹道欢迎，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
张掖互市及由炀帝亲自主持的盛大交易会，实际上就是由隋王朝主持的大型国际贸易活动，也从真正意义上架通了欧亚大陆的桥梁，加强了国际民族交往，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国内、国际贸易市场的繁荣。因此，隋代张掖的市场繁华程度，国际贸易交往规模及张掖的国际影响力，都是一流的，是张掖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古道张掖，一度被誉为中国“西部之香港”。
古道张掖，王道乐土，精神家园
——歌舞之乡，王道乐土。古代张掖，多为不同民族聚居及东西文化交融之地，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特色音乐舞蹈在张掖交流荟萃，使张掖在古代即堪称“民族歌舞之乡”。无论是月氏人部落，还是匈奴家族，凡有胡人的地方，就有音乐和歌声，也就有牛羊和舞蹈。在大山里歌唱，在马背上舞蹈，豪放开朗，能歌善舞，生活在音乐和舞蹈的世界里，音乐舞蹈的大繁荣是西部古老民族的最大特征。史料记载，古张掖人的服饰相当华丽时髦，服饰交易更是国际交易会的主要内容之一。一方面，歌舞表演需要艳丽飘逸的服饰，另一方面，万商云集，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合璧，丰富了精神和文化生活，张扬个性，展示自我，既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需要。
张掖，自古乃兵家必经之地，先后有6个古部落和古民族在此建立国都，是古老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是古老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大舞台，也是一代帝王立业避暑、百姓安居乐道的首选之地。《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时期，帝喾高辛者(公元前2435年～前2366年)次妃娀氏之女简狄，在张掖高台县境内建立绒国；《穆天子传》《隋～书·西域传》记载，月氏于(公元前475～前221年)，在张掖建立大月氏国，都城设在张掖昭武城，月氏东城设在民乐永固城；匈奴时期(公元前176年～前121年)，匈奴在张掖西城驿建觻得都城。焉支山为匈奴王庭；东汉时期(公元25年～220年)，安帝时在张掖境内分设2属国。张掖居延属国领居延1城；北凉时期，天玺三年(公元401～433年)，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北凉政权，建都张掖，改年号为永安；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公元848年～1028年)，甘州回鹘名族，在张掖建回鹘国。都城设在删丹(今张掖市)。
“金张掖”，自古就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一方面，说明张掖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商贸繁华；另一方面表明，张掖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可佳，是一个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生活的乐园，不少专家学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民国诗人罗家伦留给张掖的著名诗句：“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就是对张掖地理生态环境的生动描述。
——隋唐国乐诞生地。《资治通鉴》及《隋书·炀帝纪》记载，隋炀帝大业5年6月21日西巡至张掖。邀请西域27国使者及群臣、民众在张掖举行盛会，“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其中，九部乐之中，最早称为《秦汉伎》，后称《国伎》《西凉伎》的主题乐伎，就盛于张掖一带。
《九部乐》别名《炀帝九部乐》或《隋制九部乐》。创作于隋代，作者隋炀帝。《九部乐》的主题乐伎是《西凉伎》。《西凉伎》是“中西合璧”的一个音乐品种，起始在张掖，高潮也在张掖。作为西部音乐的一个典型代表，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糅合了中原与西域乐舞而形成的具有西凉特色的乐舞。在敦煌壁画和张掖古代墓葬壁画中所反映的《西凉伎》乐舞，这些壁画绘有生动的乐舞场面，其中有规模宏大的宫廷歌舞，有宗教乐舞，有独舞、双人舞、有群舞，有从西域传来的胡舞，也有从中原传来的清商乐舞等等。《西凉伎》不仅汲取了龟兹乐之精华，而且融合了河西乃至中原大地多种民族的音乐而形成的。
西凉乐舞，发展到隋唐时期，成为国乐，是隋唐燕乐中最早的一部大曲，其中《西凉伎》成为隋唐九大伎之首。西凉乐舞不仅是西北乐舞的代表，也是中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自唐而后流传大江南北，名满天下。
及至唐玄宗时期，下诏征集天下音乐歌舞名曲，由《西凉伎》演变而来的另一只佛曲《波罗门曲》宫廷演奏时，轰动了长安与宫廷，后于天宝十二载正式改名为《霓裳羽衣》舞曲。唐玄宗与杨贵妃特别喜欢这一舞曲，《太真外传》记载杨贵妃醉舞此曲，龙颜大悦，后被公认为唐代乐舞艺术的代表作。
西凉乐舞作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化艺术之一，在中国音乐歌舞文化史上，是民族团结、开放交流的产物，其流传的地域之广、影响之大，在地区和国家音乐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民族音乐弥足珍贵的瑰宝。
——千年佛经，誉满天下。张掖曾有“半城芦苇半城塔影”“半城泉水半城寺庙”的历史记载。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张掖古城内的水湖池塘面积占到全城的三分之一，城里城外苇溪连片、碧草连天、山光湖色、流泉淙淙，是得天独厚的“水韵之城”。
张掖大佛寺，始称“迦叶如来寺”，又称为“卧佛寺”。是西夏时期的皇家寺庙。称之为“塞上名刹，佛国胜境”。大佛殿内现存世界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即佛祖释迦牟尼的涅磐像，金妆彩绘，面部贴金，右斜而卧，造像丰满端秀，怡静安详，安睡在大殿正中高1.2米的佛坛之上，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耳朵约4米，脚长5.2米。据说，大佛的一根中指就能平躺一个人，耳朵上能容8个人并排而坐。
在张掖大佛寺，一部鲜为人知的佛学百科全书就藏在张掖大佛寺里面。它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佛国天书”的张掖《北藏》。然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大佛寺内还有一部和《北藏》一样珍贵的经书，是明代正统年间用金泥抄写的《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即金经，全国罕见，名气超过《北藏》。1993年7月，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张掖《北藏》为国家一级文物。1996年，“金经”《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又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
《北藏》是佛教大百科全书《永乐北藏》的简称，它的全名是《大明三藏圣教北藏》。这部佛经从永乐八年在北京正式开始雕刻，到明英宗正统五年完成，前后历时30年时间，内容主要集中了经、律、论三大部，共收佛经1621部，6361卷。正统十年，首部经书《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运抵张掖。这些经书以及保存完整的陈列经书的柜子，其组合排列和检索之便利，为打开明代图书管理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著名历史学家宿白先生认为，“张掖的《北藏》目录有可能是孤本，”特别是保留完整的经书柜就更为宝贵了。
“如是我闻”“杜鹃叫落桃花月，血染纸头恨正长”。这些“国宝”级的经书，不仅给我们讲述了“西天取经”的典故，而且见证了千百年来围绕着这些佛经，张掖大地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些佛经故事，张掖的历史增添了诸多传奇、神秘的色彩。
——“千古壮观”名句的诞生地。打开汉乐府诗集《匈奴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听到的是痛心疾首的长叹和呐喊；夜读王维“单车欲问边，归雁入胡天”，“慷慨依长剑，长歌一送君”的诗句，领略到的是诗人豪放浪漫、慷慨自信的胸怀和气魄；李白“愁来饮酒三千石，寒衣重暖生阳春”，描写的则是边塞生活的艰辛苦寒和励志戎边的执着信念；芩参“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实英雄一丈夫”。人生洒脱莫过于此，英雄豪放莫过于此！
“名诗出张掖，张掖出名诗”。古道张掖，是文人墨客抚边宣慰将士的驿站，也是边塞诗人生长才思、生长灵感的地方，历史上很多名诗佳句写在了这里，千古绝唱留在了这里。
史料记载，原设于内蒙古的燕然都护府(后称安北都护府)于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先迁往同城(居延城)，后于唐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迁往甘州区西安城(今甘州区古城村)，安北都护府在西安城戍守十年之久。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3月，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以监察御史之官职奉唐玄宗之命出塞宣慰将士，当日入住西安城(张掖东古城)。次日，当王维离开西安城向居延城进发时，被黑河水向西穿行在大漠之中，同时看到的“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两种壮观景色所陶醉，于是欣然命笔《使至塞上》，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了塞外雄奇瑰丽的风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诗佳句就在这里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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