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超颖“饥饿的苏丹”不过是那最后的稻草：凯文·卡特的一生-纵横视觉ZoneFoto 余超颖纵横视觉今天的这篇是一篇《时代》杂志在1994年9月12日刊发的深度报道。23年仍不能掩盖这篇长文主人翁，摄影师凯文·卡特/Kevin Carter和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刺痛。《饥饿的苏丹》至今不仅仍是一张家喻户晓的照片，23年后，它也仍是摄影师道德讨论的封面照片。看过《枪击俱乐部》这部电影的朋友，也许已经知道了凯文·卡特的一部分经历了。这篇当中仍有不少电影没有涉及的部分。阅读此文，凯文·卡特的形象就在屏幕中

余超颖“饥饿的苏丹”不过是那最后的稻草：凯文·卡特的一生-纵横视觉ZoneFoto

余超颖纵横视觉
今天的这篇是一篇《时代》杂志在1994年9月12日刊发的深度报道。23年仍不能掩盖这篇长文主人翁，摄影师凯文·卡特/Kevin Carter和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刺痛。《饥饿的苏丹》至今不仅仍是一张家喻户晓的照片，23年后，它也仍是摄影师道德讨论的封面照片。
看过《枪击俱乐部》这部电影的朋友，也许已经知道了凯文·卡特的一部分经历了。这篇当中仍有不少电影没有涉及的部分。阅读此文，凯文·卡特的形象就在屏幕中呼之欲出。1994年离世的他，仍在用作品与自杀同时影响着这个世界。
凯文·卡特的生与死
没有人对这张悲伤的照片感到陌生：一个苟延残喘的孩子，一只渴望腐尸的秃鹫。这张定义了苏丹大饥荒的照片于拍下之日起，就注定了凯文·卡特将一照成名。他岌岌可危的职业发展，在战区做自由职业者的艰辛，等待每一项任务的焦急，在火线下的坚持，都似乎是为了这一张照片。14个月之后的5月23日，卡特走上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个经典圆形大厅的讲台，荣获普利策奖。这位来自南非的摄影师一度落泪。他在写给远在约翰内斯堡的父母的信中说道：“我发誓这是我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我等不及要把奖杯带回去给你们看。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了，也是我的工作能得到的最高认可。”
卡特在纽约市最时髦的地方大受欢迎。餐馆里的其他顾客会慕名请他签名；主流杂志的图片编辑们希望能跟这个穿着黑色牛仔裤和T恤衫，戴着部落手镯与钻石耳钉的新人见面——他有着一双经历战乱的眼睛，又能带来曼德拉的新南非的故事；卡特还与Sygma签约了，那是一个代表着200位世界上最好的摄影记者的著名图片社。Sygma的美国主任Eliane Laffont说：“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而卡特是手指数的过来的那几个突破的人之一。美女们都爱上了他，每个人都希望能听听他说话。”
但几乎一切都没有时间发生了。在他接过普利策奖两个月之后，卡特于约翰内斯堡死于一氧化碳中毒——33岁的他自杀了。他的红色小皮卡停在他小时候常玩耍的小河旁边，一段绿色的用于浇花的塑料软管接在排气管上。“我真的，真的很抱歉。”副驾座位上的一个背包下，留着他的字条，“生活的痛苦压过了快乐，直到快乐彻底消失。”
他的作品曾经感动了如此多人，却又为何在获得荣誉之后立刻自杀呢？这则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讣告，揭示了一个被名誉诅咒的道德故事。然而，那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细节表明，名誉只不过是压倒卡特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性格，他在拍摄下那张照片起就感到的压力，害怕自己作品不够好的恐惧，从一次次暴力中幸存带来的对世事的洞察……还有他用来消灭那份洞察力的药物……如果能从卡特的红与衰中吸取教训，那便是悲剧并不总带着英雄版的维度罢。“我总是将那些踩在脚下。”他自杀留言的最后几句中写道，“但这对我而言，也不过是适得其所吧。”
从入伍 到初次自杀
首先，这个故事得从历史说起。凯文卡特出生的1960年，正是曼德拉的非洲国会被禁的时候。作为英国移民的后裔，卡特并非南非统治阶层阿非利卡人的一部分。事实上，那些人的意识形态让他震惊，但他也同样被这历史性的失败羁绊。
卡特的父母吉米和萝玛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教区帕克摩尔，都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教徒。他们接受种族隔离政策。但卡特像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很快就开始公开质疑该政策。他的母亲忆起往事：“警察过去总是因为黑人没有带通行证而逮捕他们。那些人对黑人非常不好，我们也无能为力。但凯文对此感到非常愤怒，还和他爸爸争执，’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吼那些警察呢？’”
尽管卡特坚称他爱着自己的父母，他却也告诉亲密的朋友们，自己的童年并不愉快。十几岁的时候，他发现了骑摩托车的惊险刺激，幻想着成为一名赛车手。1976年，从比勒陀利亚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毕业后，他去读了药剂学一年，随即辍学了。由于不再有学业作为理由，他被南非国防军征召。在军队里，他开始对坚持种族隔离的政权深恶痛绝。有一次，他维护了一个黑人食堂服务员，一群阿非利卡士兵嘴里喊着“黑鬼情人”，殴打了他。1980年他告假，骑着一辆摩托车去了德班。他在那里成为了一个名叫“大卫”的DJ。
时隔很久，他才带着满腔羞愧回去见自己的家人。那天他丢了工作，一口气吞下了几十片安眠药、止痛药和鼠药。但是，他活了下来。
枪声俱乐部 与吸毒
他回到了国防军完成兵役，并在1983年比勒陀利亚空军总部值班时受了伤——一枚炸弹的爆炸造成了19人死亡。在退伍之后，卡特在一家相机商店找了份工作，此后进入新闻行业做了一名《约翰内斯堡周日快报》的体育版周末摄影师。当1984年的骚乱席卷黑人乡镇时，他跳槽去了《约翰内斯堡星报》，与一群年轻的白人摄影记者在一起，他们想要揭露种族隔离的残酷。而这份使命，此前几乎只有南非的黑人摄影师们在执行。
美国摄影记者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chtwey曾常与卡特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拍摄，“他们面对了无数次被逮捕的危险，却从不放弃。他们真的愿为信仰牺牲自己。”1990年内战爆发，对于白人来说，单独在乡间工作可能是知名的。为了减少危险，卡特与他的三位朋友——《星报》的Ken Oosterbroekhe、自由摄影师Greg Marinovich和Joao Silva——聚在了一起，在黎明夜色中穿越索伟托和托克扎。
如果一个谋杀团伙想要把截杀一辆公车，将谁赶下火车，或是在路上清理掉谁，他们最有可能在一个早晨柔和而阴暗的光线中下手。这四个人很快因为拍下的暴力事件声名大振，约翰内斯堡的一本《生活》杂志将他们成为“枪声俱乐部/the Bang-Bang Club”。
然后即便是结队活动，夜间在乡镇走动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全副武装的政府安全部队已经习惯了过度使用武力。而黑手党之间的巷战中既有AK-47，也有矛和斧头。Joao Silva谈起一次典型的遭遇：“在一个葬礼上，一些哀悼者抓了一个男的开始打，然后枪杀了他，又用车子把他撞倒，最后放火烧死。我拍了一张照片，这个人当时在地上，周围人在喊杀了他。我们能躲开就很幸运了。”
有些时候，摄影师和一架相机还不够支撑完成这项工作。南非的大麻很广泛，当地人叫“大卡”。卡特和其他摄影师都是习惯性地吸食，部分原因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带来的压力，另一部分原因也是通过这个来和街头持枪的战士们保持联系。
尽管卡特对此否认，但他也像很多长时间使用“大卡”的人一样，转而开始吸更危险的东西——“白管”。它将“大卡”和禁用镇静剂混合，强效、猛烈，能让吸食者飘飘然一两个小时。
饥饿的苏丹
到了1991年，这只黎明巡逻小组的工作已经让“枪声俱乐部”中的一个成员尝到了甜头。Greg Marinovich在1990年9月拍下的祖鲁被刺死的照片让他于次年赢得了普利策奖。这个奖也让俱乐部里的其他几人水涨船高，尤其是卡特。但同时，其他的比较也因此而生。
虽然与Marinovich曾是最好的朋友，根据纳切威的说法：“就像是走向了人性的不同极端一样。Ken Oosterbroekhe是一个有相爱妻子的成功摄影师，他的人生已经定型。”而卡特则在一段段浪漫中游离，未婚有了一个女儿。1993年，卡特与Joao Silva一路向北，去拍摄苏丹大饥荒。为了这次能够成行，卡特暂别了自己在《每周邮报》的工作，借钱买了机票。他们的飞机刚刚在阿约得村降落，卡特就投入到了拍摄饥荒者中去。为了避开大量饿死的人，他走进了一片公开的丛林。在那里，他听到了一声柔和、高亢的呜咽声，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试图走去供食中心。就在他伏地拍摄她的时候，一只秃鹫落在了视野中。
卡特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这只鸟，同时为自己寻找到最好的视角。他后来说自己等了大概20分钟，希望这只秃鹫能展开翅膀。它没有。拍完照片后，卡特把这只鸟赶了出去，看着小女孩恢复了行动。
之后，他坐在一棵树下，点起了一支烟，默默念着上帝，流泪。Joao Silva回忆，“他之后很抑郁。他一直说，想要抱抱自己的女儿。”
普利策奖的到来
又在苏丹呆了一天，卡特回到了约翰内斯堡。巧的是，正在寻找苏丹照片的《纽约时报》买下了这张照片，于1993年3月26日刊登。这张照片转瞬成为了非洲苦难的标志形象。成百上千人写信、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询问孩子的事情。（报道中写道，并不知道她是否走到了供食中心。）世界各地的报纸都转载了这张照片。朋友和同事都赞扬着卡特的壮举。他的自信心也随之攀升起来。
卡特辞去了《每周邮报》的工作，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记者。这是一份诱人又有财务风险的谋生方式，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健康保险，也没有死亡保险。他最终于路透社签约，每个月2000美元左右的基本薪水，并开始计划报道南非在四月将到来的多种族选举。然而，就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消沉与自我怀疑又再度降临，好像只是被一时的胜利打断了一样。
麻烦是从3月11日开始的。博普塔兹瓦纳是一个种族隔离的黑人家园，右翼白人试图入侵那里却未能成功。卡特就站在一个处决右翼分子的黑人警察前面几步之遥。“就在枪战中间，我想知道接下来到底还有几毫秒我就会死，我要拍下来，哪怕那是我最后一张照片。”
他的照片会被印在世界各地的头版上，但他却仿佛远离了那个场景。首先，是目击谋杀的恐惧，然后，是其他几个同事已经完美地处理了这个情况，而卡特就在处决发生的那几秒，还在装胶卷。他说：“我知道我错过了这个该死的镜头。那晚，我喝了整整一瓶波本威士忌。”
与此同时，他似乎又重新踏进了吸毒的领地，包括抽白管。在那次处决后的一个礼拜，他被人看到在曼德拉的集会上晕晕乎乎的。之后，他又开车撞进了一个郊区的房子里，因为涉嫌醉驾被关了10个小时。他在路透社的上司不得不气冲冲的去警局找他，拿回曼德拉事件的胶卷。而卡特的女朋友，一个学校老师Kathy Davidson则更为此伤心。毒品成了他们两人为期一年的关系中的大问题。在复活节的时候，她就开始让卡特搬出去——直到卡特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离选举只有几个星期了，卡特的工作岌岌可危，爱情也快玩完了，他还得要找一个新的住所。然后，1994年4月12日，《纽约时报》的电话来了——他赢得了普利策奖。《纽约时报》的国际图片编辑Nancy Buirski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而卡特还在絮絮叨叨地说自己私人生活的问题。她打断了他：“凯文，你刚刚赢了普利策！现在这些事儿都不那么重要了！”
Ken Oosterbroek在Tokoza遇害
4月18日是一个周一，枪击俱乐部一起前往距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约10英里的Tokoza镇，拍摄一场突发暴力事件。中午前不久，卡特回到市区，太阳晒得刺眼。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他最好的朋友Oosterbroek在Tokoza遇害，Marinovich受重伤的消息。Oosterbroek的死让卡特悲痛欲绝，尽管暴力再度升级，他仍于第二天就返回Tokoza工作。后来，他跟朋友说起过，被子弹带走的“应该是他，而不是Ken”。
纽约是一个喘息的机会。再怎么说，这也是卡特第一次来曼哈顿。《纽约时报》让他飞来纽约后，就让他住进了时代广场的万豪酒店。他很亢奋，管纽约叫“我的城”。
然而，普利策带来的不仅是好声望，他也要应对与名望同期而至的其他东西。南非的一些记者将他的得奖称作“侥幸”，声称他是摆拍。其他人又质疑他的道德。佛罗里达《圣彼得堡时报》
刊文称：“那个调整镜头来拍摄她的痛苦之人，可能也是一个掠食者，现场的另一只秃鹫。”甚至一些卡特的朋友都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去帮助那个女孩。
卡特痛苦地意识到摄影记者的困境。“我不得不用视觉来思考，”他描述了一次枪战，“我将镜头锁定在那个死人和他的那一滩血迹上。他卡其色制服在沙子中的血泊里。死者的脸上已经发灰了。你在那里是在拍视觉。但你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尖叫，’我的上帝啊’。但现在是该工作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等结束在处理吧。如果你这都做不到，就不要做这行。”纳切威说，“每个拍摄这种故事的摄影师都会受到影响。你就此永远改变了。没有人做这种事能让自我感觉良好。这份工作非常难继续。”
卡特并不期待回家。纽约才刚刚开始入夏，而六月下旬的南非仍是冬季。卡特刚一下飞机就陷入了沮丧之中。他在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写道，“约翰内斯堡是干燥的、棕色的、寒冷的、死去的，充满了糟糕的回忆和再见不到的朋友。”这封信的收信人是他的朋友，《君子》杂志的图片编辑Marianne Butler。
凯文·卡特的挚友Ken Oosterbroek离他而去
一系列的打击
尽管如此，卡特还是列了一些报道想法，将其中一些传真给了Sygma。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一个Parade杂志的作家与曼德拉又一次采访，却临时因官僚主义的错误而取消了。尽管并不是他的错，卡特还是为此感到内疚。之后一次更不愉快的经历接踵而至。Sygma让卡特留在开普敦报道法国总统密特朗对南非的国事访问。这是一个现场新闻，但据Sygma巴黎分部的编辑称，卡特的片子出的太晚了，不能用了。他们抱怨说，图片的质量也很差，不能提供给Sygm的客户。
据他的朋友们说，卡特开始公开的聊起自杀。他的一部分焦虑来自这个密特朗的拍摄任务。但大多数还是来自为钱和生计发愁。当《时代》杂志派给他一个去莫桑比克的任务时，他欣然接受了。尽管在7月20日那天，他设了三个闹钟，还是错过了早上的飞机。此外，在莫桑比克拍了六天之后，他把一包没有冲印的胶卷落在了飞机座位上。他到了朋友家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冲回机场却一无所获。卡特心烦意乱地回到朋友住处，威胁说自己要抽根白管，然后自杀。
当晚，卡特与一个美国路透社的朋友Judith Matloff共进晚餐，吃掉了他从莫桑比克带回来的虾。他显然羞愧于告诉她自己丢掉底片的事，于是他们谈起了未来。卡特提议组件一个摄影师和自由摄影师的团队，一起周游非洲。
最后的最后
7月27日，周三，也是卡特人生的最后一天，他还算状态不错。一直睡到快中午，然后去《每周邮报》送了一张他们一直想要的照片。在报社的编辑室里，他向以前的同事们倾诉了自己的痛苦。其中一个同事给了他一个治疗师的电话号码，要求他务必给她打电话。
最后一个见到卡特的人，似乎是Oosterbroek的遗孀莫妮卡。夜幕降临时，卡特突然跑去她家，想找她聊自己的烦恼。而她才刚刚从丈夫三个月前的死讯中恢复过来，是在帮不到什么。他们下午五点半左右分手了。
Braamfonteinspruit是一条穿过约翰内斯堡北部郊区的小河，也经过卡特曾经住过的Parkmore区。晚上9点左右，卡特将他的尼桑皮卡停在了球场和学习中心旁边。他小时候曾在那里玩耍过。桑顿鸟俱乐部正在那里举行月度会议，但没有人看到卡特用银色胶带将软管连接到排气管上，并一路延伸到副驾驶一侧的窗口。穿着一条没怎么洗过的Lee牛仔裤和一件《君子》T恤，他坐了进去，启动了引擎。然后，他用随身听放起了音乐，用背包做枕头。
他留下的那封遗书描述的是一连串的噩梦与黑暗，是自传般的自我分析，有解释，有接口，有尝试。在他从纽约回来之后，他写道：“沮丧……没有电话……没有钱付房租……没有钱给孩子付抚养费……没有钱还债……钱！！！我被杀戮、愤怒、痛苦的记忆追杀……挨饿的或者受伤的孩子、疯子、警察、刽子手……”然后他又写道，“如果我真的是幸运的，就让我去跟Ken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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