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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超颖“诗与远方”的历史渊源-鲲游智旅 余超颖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被网民们称为“诗和远方终于走在了一起”。对此,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金早在2018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20日表示,自古文化与旅游就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诗和远方本应走在一起。要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大力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旅游与文化从来就是相生相伴、相互交融的。”李金早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候,决定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是从国家顶层设计上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有机融合。“诗和远方走在了一起


余超颖“诗与远方”的历史渊源-鲲游智旅

余超颖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被网民们称为“诗和远方终于走在了一起”。对此,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金早在2018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20日表示,自古文化与旅游就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诗和远方本应走在一起。要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大力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旅游与文化从来就是相生相伴、相互交融的。”李金早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候,决定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是从国家顶层设计上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有机融合。“诗和远方走在了一起”这种表述,体现了人们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赞同和期待。

谈到旅游活动的发展,常有人说“旅游活动,自古有之”,细细琢磨,此话有其道理,是因为若追溯人类旅游活动的渊源,的确可以说是自“古”有之。“旅”和“游”二字在山东昌乐骨刻文中发现,是东夷平民旅游娱乐活动最早的记录,也是中国最早旅游文化的体现。“旅游”从字意上理解,“旅”是旅行、外出,即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游”是外出游览、观光、娱乐,即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作的旅行,二者合起来即旅游。

在原始时代的前期,人类是以天然或打制的石块为劳动工具,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靠渔猎和采集为生。由于工具的简陋和生产能力的低下,人类的生存无时不处于饥饿以及自然灾害侵袭的威胁之中。在这个时期,根据有关史实显示,人类确实存在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生活的迁移活动,但在这迁移活动的背后,我们必须看到:在原始社会的早期,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人们客观上不具备借以开展旅游活动的我物质基础,主观上也不存在外出旅游的愿望,虽然当时有迁移活动的发生,但是这些所具有的被迫性和求生性的特点,说明它们既不属于意义上的自愿旅行,更谈不上是现今意义上的旅游活动。

在奴隶时期,其旅游活动主要表现为奴隶主阶级的享乐旅行。在当时的额社会中,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剩余大都被奴隶主阶级所占有,这些财富主要被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用于祭祀活动,事实上,这类活动的开展客观上也与旅行有关,例如,有研究指出:“从商朝的始建,一直到清朝帝制的垮台,中国的历代皇帝和朝廷都注重敬神。因此古代很多旅行活动的开展都出于朝圣目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供奴隶主阶段生活享用,其中包括供其外出消遣游历。旅游,先秦典籍中称为“观光”。《易经-观卦》中“观国之光”的爻辞,就是观瞻一个国家或地区优美的风景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但在这个时期,当时的这类消遣旅游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以“天子”为代表的少数奴隶主阶段。

众所周知,旅游活动的发展与交通运输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水路交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一时期,隋朝在发展水路交通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隋文帝时期,朝廷首先组织开凿了山阳渎,打通了淮水连接长江的水路,到隋炀帝时期,又开凿了通济渠(由黄河连接汴、泗两河,以通淮水)、山阳渎(以通长江)、永济渠(通至黄河以北的涿郡)和江南河(由镇江经苏州至杭州,以连通长江与钱塘江),从而形成了连通华北与江南地区的运河网,并带来了水路交通的日益兴盛。除了水路交通之外,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陆路交通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这首先反映于秦朝对“驰道”和“直道”的建设。据古籍《汉书·贾山传》中的记载,“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直道”则是从咸阳北面的云阳通至九原郡(今之包头西南),全长1800华里。
这些客观的举措都为此后秦汉时期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据信,我国最早的文史考察旅行就出现于这个时期,其中尤以西汉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的游历活动最为著名,他的行踪几乎遍及整个西汉帝国的版图,在各地游历期间,他“纵观山川形势,考察风光,访问古迹,采聚传说”,“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旅行距离之长、游历时间之久,堪称是当时文史考察旅行者中的突出代表。此外西汉时期的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旅行路线,使人们对沿途各地的社会、地理、物产和风土人情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实际上,张骞西行的路线也就是后面历史上所称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往中亚乃至欧洲最早旅行路线。

在唐宋时期,旅游活动的发展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记载是在这一时期士人漫游和宗教旅行的发展。所谓士人漫游,是指当时一些名士骚客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处于遁世和排忧的目的而四处游历的旅行活动,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李白、杜甫、陆游以及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是其中突出代表。在宗教旅行方面,自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到唐代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其中尤以玄奘和鉴真两位高僧的宗教旅行活动最为后人称颂。

在明清时期,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旅游活动的发展也较前更为兴盛,表现最为突出者当属航海旅行和科学考察旅行的发展。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曾先后七次率船队“下西洋”远航,纵横太平洋和印度洋,涉沧海十余万里,到岸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程远至非洲东岸。

纵观历史,我国古代各个时期其旅游活动的发展有其明显的特点,从享乐的消遣旅游、文史考察旅游以及文人墨客游历千山万水的吟诗作赋游历和航海科学考察之旅,无不反应了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其显著的旅游活动特点。旅游活动在现代的发展中,也紧紧跟随着时代的步伐。,现代旅游活动的主题化和专题性,越来越表现出现代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品质徐月秋的提高,因为,文化在旅游活动中也变得尤为重要。旅游活动的文化性是旅游主体活动的本质属性,文化是旅游吸引力的源泉,在客观条件日益完善与具备的现代社会,人们对旅游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走马观花”式游览,对旅游活动中文化的诉求也越来越渴望,她们更愿意伫立去欣赏及聆听那段前世的历史,学习并提升自我。由此可见,旅游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空间上移动行为,当其应赋予“艺”、“情”等文化元素后,旅游者自身需求占主导时,文化与旅游的紧密联系便不言自明。
因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规律,取得“1+1>2”的效果,更好地落实中央关于组建文化和旅游部的决策部署,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和旅游美好生活需要,这是我们作为旅游人的现代使命。
文章来源于鲲游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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