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超颖“雄安”自古便是人杰地灵之地，就连皇家也曾看好这片土地-安新乡村在线 余超颖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其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如今，人们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充满了期待。在关注新区未来的同时，也对雄县、容城以及安新三县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三个县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安新县古城安州的“陈氏三进士”和容城县的“容城三贤”在历史上留下诸多美谈；雄县是当年的军事要地，曾抵挡住外族的千军万马。有趣的是，这

余超颖“雄安”自古便是人杰地灵之地，就连皇家也曾看好这片土地-安新乡村在线

余超颖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其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如今，人们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充满了期待。在关注新区未来的同时，也对雄县、容城以及安新三县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这三个县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安新县古城安州的“陈氏三进士”和容城县的“容城三贤”在历史上留下诸多美谈；雄县是当年的军事要地，曾抵挡住外族的千军万马。
有趣的是，这三个县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北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治理白洋淀，康熙时期在此建起了四座行宫；被北京人视作“城隍爷”的明代名臣杨继盛正是容城县人。安新县的“皇家情缘”
安新县位于河北省中部，东与雄县、任丘相连；南与高阳接壤；西与清苑、徐水交界；北与容城毗邻。安新县的县名“安新”二字，虽然得名时间并不长，但这里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的安新县境内，曾经有过两个州县：一个是新安县，旧时也称渥县，其治所位于安新县北部、今日安新县政府所在地，另一个则是位于西部的安州，旧时也称葛城，其治所在今日的安州镇。“安新”二字也是新安和安州这两个地名的合称。从这个名称就能看出，这两个州县有着深厚的渊源。
新安和安州的发展发源于战国时期的两座城：葛城与浑泥城（也做浑埿城）。史载，战国时期，赵国筑葛城，燕国筑三台城、浑泥城。葛城，就是后来的安州，因为它在濡水之阳（北岸），也称为濡阳。浑泥城则是后来的新安。
金世宗时期，设立安州，并将州治所迁至濡阳城，从此，濡阳就有了“安州”一名。泰和四年（1204年），金章宗设置渥城县（其治所在浑埿城，即新安城）。此后数百年间，安州与新安县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分合合。民国二年（1913年），废安州，改安州为安县，民国三年（1914年），安县与新安县各取其名之首字合并为安新县。1950年安新县政府驻地迁入原新安县城内，而原有的安州则降为安州镇，两个地方的分分合合就此结束。

由此可见新安县和安州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新安县志》中有一则关于“戾太子”的故事。戾太子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武帝晚年疑心病很重，而和太子有过节的大臣江充唯恐武帝驾崩后会被诛杀，于是便制造了“巫蛊之祸”污蔑太子。太子得知此事后大怒，欲率兵讨伐江充，可此时江充却跑到武帝面前扬言太子意欲领兵谋反。武帝信以为真，发兵讨伐。太子兵败而逃。太子在新安县躲避了一段时间，后来太子得知在当地有个比较阔绰的朋友，便令手下人去联络他。不想这一联络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于是当时的新安县令史（县令的下属）李寿便率领手下对太子进行围捕。太子见大势已去，便上吊自尽，而太子自杀之地，便是今日安新县西的涞城村。
故事非常有趣，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有些牵强，《新安县志》的编者（该书成书于乾隆年间）或许是将河南洛阳的新安县和自己家乡的“新安县”混为一谈。《汉书》中曾记载，“太子之亡也，东至湖，藏匿泉鸠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泉鸠里即今河南灵宝县底董村。但这本《新安县志》认为“东至湖”中的“湖”并不是指汉代的湖县，而是指河北的白洋淀，不知道是当时的编者故意为之，还是因为史料的遗漏，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新安县在历史上倒真的和皇室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其中第一次应该算是从金代章宗皇帝开始。金章宗时，重筑浑泥城（即后来的新安城），并改名为“渥城”。当时还有对渥城修筑后的情况作了记载：“周九里、高二丈、阔九丈，池深一丈、阔四丈。旋改浑泥城为渥城县”。金章宗为何如此看重这座城？这与金章宗非常宠爱的妃子李师儿有关。
李师儿的故乡就是渥城，李师儿虽然出身贫贱，但是却极为聪慧，很多东西更是一学就会，再加上姿色貌美，很快便得到了章宗的宠爱。为了这位宠妃，章宗皇帝也是费尽了心思，他将李师儿故乡的新安县县城大加修葺，设置了景宁、广德、来远、安仁四座城门，还将安州治所迁入新安县，大大提高了新安的地位。在《新安县志》中还找到了诸如建春宫、望鹅楼、莲花池等古迹的记载，这些古迹或是章宗为自己兴建的行宫，或是其和李师儿游赏之所。为了一位宠妃而兴建了一座城池，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不多见的情况。
有趣的是，李师儿与北京还有一段关联。金国的首都中都城就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在中都东北郊有一座风景秀美的皇家园林太宁宫，也就是今天的北海公园，这座太宁宫是章宗和李师儿经常光顾的地方。据说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太宁宫的琼岛上赏月，章宗顺口出了个上联：“二人土上坐”，讲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坐在这琼岛之上共享良宵，而且二人和土字正好组成了最后的“坐”字。机智的李师儿当时便对了句“一月日边明”，将自己比作月亮，而将金章宗比作太阳，日月合在一起，正是最后的“明”字，这个下联令章宗皇帝大加赞赏。这则故事如今是人们在逛北海公园时常提及的一段谈资。古城安州的“陈氏三进士”
安州（如今的安州镇），同样是一座历史名城。在清代的《安州志》中，就提到了“濡阳八景”的说法，据传，此八景为元代安州太守完颜安远所定，清代道光年间俞湘在编纂《安州志》时曾依名核实。据记载，八景之一是“易水秋风”，此处有秋风台，为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处。
《安州志》还记载，道光七年，僧人源秀曾在秋风台立碑。碑刻后来遗失不见。不过，最近有人指出，在安新县文化局院内发现一残碑，是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安州天宁寺住持按原尺寸重刻的碑，碑上记当年燕太子丹等于此送别荆轲之事。但也有说法指出，燕太子丹送别荆轲的地方在安新县北部的定兴县。

古城安州，历来文脉绵延不断，人才辈出。宋代至清代，安州共有三十多名进士，在这些进士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安州“陈氏三进士”：陈德荣、陈德华、陈德正三兄弟。
陈德荣（1688-1747），字廷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曾在湖北枝江县任知县。在任时，他兴修百里洲堤，免除民间各种杂税差役。雍正四年（1726年），陈德荣代理贵州布政使，掌管一省民政、财政。他带领百姓垦荒辟地，种桑养蚕，还到邻省招募种棉、织布、养蚕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设立机构，进行技术培训。雍正七年，几个州县开垦田地3600亩，开野蚕山场100多所，织机户户相闻。时至今日，遵义的“遵绸”享有盛名。
陈德华（1696-1779），雍正二年（1724年）一甲一名进士，也即状元。雍正十年改广（州）韶（州）学政。乾隆元年（1736年）升詹事，充经筵讲官（向皇帝进讲经史），还教皇子读书。乾隆三十六（1771年）年，皇太后八十大寿，陈德华因曾为亲近大臣前往京师祝寿，参与香山宴游，乾隆命人作香山《九老图》，陈德华列于致仕九老之中。
陈德正（1701-1774），幼时受教于长兄陈德荣和次兄陈德华。当时古文大师方苞见到他的文章，大为赞赏，誉之为当今难得之才。雍正八年（1730年）陈德正考中进士。乾隆八年（1743年），因审理陕西蒲城幼女被勒死一案时，陈德正与其兄陈德华有密折来往，朝廷知道后，认为陈德正与陈德华兄弟俩有欺君罔上之嫌，陈德华被降职，陈徳正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六年之后，陈德正才回原籍。陈德正在家乡安州的书院教书，培养了大批人才。陈德正后裔陈士骅(1905-1973)，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学家、教育家。1949年后陈士骅任北京大学工学院代院长、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职，同时他还是一位诗人与画家。康熙皇帝在白洋淀设行宫
雄安新区规划公布后，有专家指出，雄安新区地处京津冀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敏感地区，紧邻“华北之肾”白洋淀，新区开发建设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全面实施生态、绿色发展战略。白洋淀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得以凸显。
北宋时期，六宅使何承矩在白洋淀一带筑堤贮水，引水灌溉建立屯田防线。北宋名将杨延昭曾在此屯兵抵御辽军。到了明代，白洋淀一带十年九涝，史籍上常见白洋淀灾情的记载：“明成化十四年四月，安州、新安大水，城几陷”；“明万历二十七年秋，大水浸城，新安城门壅土为障，四境尺地无余”……
当时的水灾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明清两朝，皇帝都比较重视白洋淀的治理。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尤为重视。康熙五年（1666年），开始兴修白洋淀地区的水利治理工程，先后若干次发帑筑堤。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乾隆时的直隶总督高斌协同中央派来的大员一起研究出了利用河道引导洪水的方案：利用河渠旧迹施工，将唐河引入府河，从保定府新闸到安州膳马庙修建六座闸口。这样，既解决了泄水问题，又开辟了新的航道。此后，保定南关舟船云集，经府河，穿越白洋淀，直达天津，之后津保之间往返通航两百年，对城乡贸易、物资交流、经济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年，康熙皇帝在治理白洋淀时，先后围绕白洋淀兴建了四座行宫（郭里口行宫、端村行宫、圈头行宫和赵北口行宫），这些行宫兴建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为了皇帝在这里举行水上围猎（俗称“水围”）活动，其二则是为了皇帝阅视白洋淀河工驻跸之用。
四座行宫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不过昔日这四座在白洋淀旁兴建起的“水上行宫”还是颇有一番风景的。在乾隆年间成书的《南巡盛典》一书中，便有对于赵北口行宫的描述：“（行宫）在任丘县北五十里，即赵堡口。《后汉书·公孙瓒传》所称‘燕南陲，赵北际’也。亘以万柳堤桥，十有一虹（指下文所提的连桥，有研究者认为应为十二座）跨其上，为南北通衢。西淀诸水，由此东注。圣祖仁皇帝举水围之典，葺治行殿……湖光烟霭，帆影云飞，水槛风廊，环映于莲泊莎塘之际。晴空一碧，写咏鸢鱼，仿佛江南图画也。”

值得一提的是，在赵北口行宫旁南北长约七里的长堤上，曾有十二座样式不同的桥梁，作为长堤之间的联络。盛夏时节若从堤坝西边的湖面乘船而来，远远望去，一片雾霭之中堤坝桥梁隐约可见，加上楼台亭榭的点缀，此种风情可以和杭州西湖的苏堤六桥相媲美。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十二座桥梁如今只存留有广惠桥，且已经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当然行宫里也少不了皇帝日常的饮食起居。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乾隆年间皇帝驾幸赵北口行宫，并在这里用膳。在品尝了炸烹虾段、鱼虾豆腐羹等名菜后诗兴大发，当即挥毫泼墨，写下了：“水路吉行三十里，烟宫驻跸淀池濆。和门敞向春晴午，联席聊酬奔走勤”的诗句，从中不难看出，康熙皇帝对白洋淀的喜爱。
提到白洋淀，不得不提到苇席，它是白洋淀的特产，唐宋时即作为贡品上缴朝廷。据县志记载，白洋淀苇席，自明清以来盛产于安州、老河头一带，“家家以织席为生”，其贸易遍及“直隶及于关东口北”。到了民国时期，苇席的种类、规格、式样非常繁多。当时以安州的州席、关城的“花边席”和边村、垒头的“小边席”最为驰名。
但作为席民，生活依然清苦，整日的劳作也只能解决温饱。1925年，个别乡绅勾结奉系军阀要员，打算向编织苇席的老百姓征收席苇税。安州名士、当地人称“潘翰林”的潘龄皋（1867-1954）听闻消息后，全力支持席民抗税。经过斗争，强收苇席税的阴谋破产，为此安州席民捐款在安州北门瓮城建亭立碑，以示纪念。潘龄皋还亲自撰写一联“赐福不闻宽大令，缔苛忧存好生心”，刻木嵌于亭北东西立柱上。此亭备受保护，至今尚存。雄县曾是宋辽边陲重镇
雄县位于白洋淀东部，东部与霸州相邻。关于雄县，有不少故事。明代成书的《杨家将演义》是一部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传奇小说，小说中的不少内容还演变成戏曲被搬上舞台。在这部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三关”这个词，其中之一的“瓦桥关”便是今日河北省雄县所在地。
“三关”这个词的由来，还要上溯到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的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为了坐稳宝座，不但认契丹（即辽国）统治者作父亲，还将国境北部的“幽云十六州”作为礼物割让给了契丹。这十六州的大致范围，东起今天津和河北中部地区，西到山西省北部，囊括了今日北京天津全境，是北方非常重要的军事地带，总面积近12万平方公里（其中幽州、顺州和檀州分别为今日北京、顺义和密云）。

此举一出，使得中原政权失去了北方山脉的天然防线，将大北门直接打开，随时有被北方政权侵袭的危险。于是五代时期后周的统治者，即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进行了一次北伐，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收复了十六州中的瀛州（今河北任丘）、莫州（任丘市鄚州镇）和“三关”地区（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并在瓦桥关设置雄州，益津关设置霸州，这也是雄州得名之始（洪武七年，即1374年，雄州降为雄县）。
不巧的是，收复这些地方之后，周世宗便生病了，北伐只能终止，大军班师回京。不久周世宗去世，后周很快被北宋政权接替。终宋一世，幽云十六州没有全部收复，于是周世宗所收复的这三关地区，也最终变成了宋辽对峙的前线。毕竟平原地区非常不利于防守，于是宋军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开挖“地下战道”，第二则是利用河北中部地区多湖泊的特点，将这些小规模的湖泊连成大范围的湖泊，以降低对方行军速度。这其中前者无异于宋代的“地道战”，而后者便是今日白洋淀水域的雏形，并且“白洋淀”这个称呼最早便是在《宋史·河渠志》中出现，当时叫做白羊淀，与之对应的还有黑羊淀等湖泊。无论名称如何变化，有一点是确定的，即白洋淀在北宋时期，是中原王朝的一道水上长城。
当然，“雄州”并不是历史上在这里的第一个行政单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便被称为“易邑”（并非今日之易县），是燕赵两国交界处的一座重要城镇。到了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公孙瓒最终在此处败在袁绍手下，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说起这位公孙瓒，他可以算是刘备的同门师兄兼早期的“老板”。刘备的五虎将之一赵子龙，最早也是公孙瓒的手下，因此在当时的北方，公孙瓒是一支足以和袁绍抗争的力量。但公孙瓒的一个致命弱点便是非常好战，他在和袁绍的斗争中渐渐消耗了实力，最终被袁绍逼到易郡一带。他在易郡周边挖掘了十几道壕沟，并且利用挖出的土筑起了若干座高大的土丘，其中位于最中央的土丘由公孙瓒驻守，他将这座土丘命名为“易京”，并在里面囤积了大量的军粮。因此袁绍在攻打易京之初还是颇费了些力气。但最终袁绍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攻陷了易京，公孙瓒这支北方最后的军阀势力被击败，他本人也在城破之日自杀身亡。从此袁绍统一北方，并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容城县走出来的北京“城隍爷”
容城县在安新县北，其南面紧邻白洋淀。与安新县和雄县一样，容城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朝在这里设置郡县，名为宜家，属上谷郡。容城之名始见于汉代，据《容城县志》记载，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是为容城侯国。容城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容城最令人熟知的就是“容城三贤”：元初大学者刘因、明代名臣杨继盛、明清之际的鸿儒孙奇逢。
刘因（1249年-1293年），元代诗人、学者，清人全祖望推他和许衡为元初北方的两位大儒。刘因出身书香世家，不过元初没有科举取士，知识分子无由进入仕途，刘因只能授徒教学。他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有所成就，刘因名声日隆。朝中公卿官员听到刘因的名声，登门拜见，而“先生授徒，深居简出，性不苟合，不枉接人”。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世祖授他官职，刘因以母亲有病为由辞官回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再次召刘因，他以病坚辞不就。此后刘因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刘因逝世后，元世祖称他为“不召之臣”。

说起杨继盛，熟悉的朋友可能不太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在即，赴京赶考的举子们在康有为的号召下于此处集会，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在条约上签字。这次集会发生的地点，便是祭祀杨继盛的祠堂——如今位于西城区达智桥胡同的杨椒山祠（亦名松筠庵）。
杨继盛（1515年-1555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被朝廷授予南京吏部主事一职。在短短八年的仕途生涯中，杨继盛诠释了“忠臣”和“直臣”这两个词汇的含义。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杨继盛调往京城。当时蒙古俺答汗部不时骚扰明帝国北部边陲，而此时咸宁侯仇鸾主张开马市与俺答汗部媾和。杨继盛向皇帝上书陈述了“十不可、五谬误”。这道奏疏令仇鸾十分恼怒，他想尽一切办法陷害杨继盛，先把他下了诏狱，接着将他贬官。后来嘉靖皇帝意识到杨继盛的观点是正确的，便将他再次起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的“五奸十大罪”，宠爱严嵩的嘉靖皇帝听信谗言，将杨继盛打入诏狱。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继盛被斩首于西市（今北京西四路口）。杨继盛去世后，京城的老百姓敬而悯之，将杨继盛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杨继盛死后十二年，穆宗追认杨继盛谥号为“忠愍”。
孙奇逢（1584年-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出身儒学家庭，十七岁中举，始终未中进士。明朝六次征聘他出仕为官，他一一谢绝。明万历年间，孙奇逢与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曹玉汴结为挚友。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窃弄朝柄，荼毒忠良，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先后被诬下狱，而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却冒死营救，其义行声动天下，被时人誉为“范阳三烈士”。
清朝定都北京后，开始笼络汉族士族。顺治元年、二年清廷三次下诏，请孙奇逢入京为国子监祭酒，他坚辞不就。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贵族圈占土地，孙奇逢的家园也全部被占。孙奇逢不得不开始数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直至顺治七年（1650年）辗转南徙到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地区。孙奇逢在此生活了25年，其主要内容为讲学和著述。孙奇逢笔耕不辍，著述甚丰，所著文字超过三百万字。
编辑：白洋散人来源：北京晚报


广告
点击原文阅读，投稿爆料！

全文详见：https://6596.org/5483.html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