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超颖“道学”、“理学”称名考辫-道家 余超颖冯友兰先生近年讲学和文字宁，多次对“理学”称名表示异议，近作《通论道学》（《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又畅论“道学的名称”问题。其要点约为：“道学”至晚在南宋已流行，“理学，出现较晚，大概在南宋。“名从主人”，以用“道学”比较合适。“道学”能概括理学和心学。清代以来，二名通用，现在仍可通用。各从其便。不必强求统一。 冯先生所述符合史实，所论亦极通达。几年以未，己有一丝作者用“道学”之名。这是可以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的。但冯先生的意见不无可商。

余超颖“道学”、“理学”称名考辫-道家

余超颖冯友兰先生近年讲学和文字宁，多次对“理学”称名表示异议，近作《通论道学》（《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又畅论“道学的名称”问题。其要点约为：“道学”至晚在南宋已流行，“理学，出现较晚，大概在南宋。“名从主人”，以用“道学”比较合适。“道学”能概括理学和心学。清代以来，二名通用，现在仍可通用。各从其便。不必强求统一。
冯先生所述符合史实，所论亦极通达。几年以未，己有一丝作者用“道学”之名。这是可以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的。但冯先生的意见不无可商。如：若道学可以赅理学，则理学可不可以赅道学？两个概念既属上下位，外延不定，关系不明，讨论就无法保持概念的同一。再如，“名从主人”，固然可以作为命名依据，但还有一个“名者，实之宾”的原则，是否也可以考虑？
数年以来、颇留意于此。兹就翻检所及，略拙见，目的是期望于称名可以达到统一。
一、杂说“道学
《宋史·道学传》序论：“道学之名，古无是也。”（卷四百二十七）撰者接着讲了一通三代已有道学之名的套话。但他总是说出了“道学”并非古己有之。南宋宁宗朝侍御史刘光祖曾认为四书中的《大学》已有“道学”之名：“方今道学，伊洛为宗。实非程氏之私言。出于《大学》之记载。”所据是《大学》“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句，便断为“举诗人之言，遂有道学之目。”（《论道学疏》。据《宋元学案》卷七十九）。切磋琢磨，出于《诗?淇奥》，指骨象玉石之加工（见《尔雅?释器》），早在《荀子?大略》已作过确当的解释：“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日：……，谓学间也。”郑玄、朱熹也注为“讲诵传习”之喻。刘元祖误动词之“道”为名词，留下一个不学无术的笑话。
清初，毛奇龄考订道学为道士之学。“凡道学两字，六经旨分见之。即或并见，亦只称‘学道’而不称‘道学’。如所云‘君子学道’、‘小人学道’。盖以学该道，而不以道该学。其在《论语》则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而在《学记》则曰‘人不学，不知道’，如是而已。唯道家者流，……私相授受以阴行宾教，请之‘道学’。……如《陈书?儒林传》载：梁简文尝置宴殿堂，集玄（道）两家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然玄儒两判，无混杂者，是以道书有《道学传》专载道学。”（《辨圣学非道学文》《西河文集》）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中《道学录》条：“仙家有道学传，……道学、语录之名皆出自二氏，而宋人借以为讲学之名。”他们的结论是：“道学者虽日‘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
这些都不足据。刘光祖时值庆元禁道学，他要为朱熹开脱，便胡乱援引《大学》。毛奇龄学属王门，专与程朱作对，当时明史开馆，总裁徐乾学拟仿《宋史》例，立《明史?道学传》。毛氏有意混淆南朝“道学”与北宋“道学”的区别，以“道学传’本于异端为理由，抵制史馆条例。这是门户之争，不是客观地研究历史。惠氏也有此病。
比较谨严的解释，是南宋李心传所说：“夫道学云者，谓以道为学也二（《道命录》卷五按语）这本来文从字顺，正如“物理学”是以物理为学，符合事实，也符合构词法。可是黄宗羲提出异议：“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犹之日‘志于道’，志道可以为名乎：”（《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南雷文定》卷一）意思是：“以道为学”只说明正致力于学习“道”，还没有达到构成学派的程度（“未成乎名”）。正如“志于道”，只是志向和努力方向而已。这背景一如前引毛奇龄，所以理由都难以服人。
清初，范鄗鼎（山右人，康熙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五经备考序》云：“学何以云‘理’，又云‘道’也？慈溪黄氏曰：道即理也。……愚谓、对欲日理，对俗日道。世之学者或流于人欲俗情之间，故以理与道别之也。……理与道，本体也；学，功夫也。”（据《清儒学案》卷二十八《娄山学案》）此论大有见地。虽不能说“理学”之名专对人欲而发，但“道学”一名的出现，确是对北宋士人的“俗情”而言。“对俗曰道”，“以道为学”，可以概括北宋道学的产生（详后）。
下面考察“道学”、“理学”两个称名的出现时间，当时的背景和本来的含义。对两个名目所包含的理论内容，本文只能稍加涉及，不能详加论述。
二、“道学”始见
“道学”之名，一般认为始见于北宋哲宗元佑（1086-1090 ），而盛行于南宋孝宗乾道、淳熙（1165-1189）。这大体不差。但可以从元枯更往前推数十年，约在仁宗之末。举例如下：
神宗元丰（1078-1085）：“尧夫豪杰之士，……伯淳尝戏以乱世之奸雄中，道学之有所得者。”（《元丰已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程氏遗书》卷二上。与叔，吕大临字。已未为元丰三年，1079）程颢说邵雍是“道学之有所得者”，意为在“道学”方面确有见解者。
神宗熙宁（1066-1070）：司马光“尝日：有如先生（邵雍）道学之尊，当以年齿为贵。官职不足称也。”（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十八）。司马光推崇邵雍是道学权威。若实有此语，当在司马与邵同在洛阳时，时在熙宁间。
仁宗嘉祐（1056-1060）：张载“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冬要。”（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附录》，中华书局1978年版。张卒于熙宁十年。吕状亦当作于熙宁。）
仁宗皇祐（1049-1053）：王开祖““言：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全祖望述。然不能确定所引为原话。）
上述数则，即使置邵、全所述不论，至少见出，熙宁间已有“道学”一语。而下述张载《答范巽之书》当属确凿：“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优者。”（《张载集·佚存》）。张载卒于熙宁十年，而此书语气又似以王安石变法为背景。可以肯定，此语至少出于熙宁间，或者更早。
程颐在元丰间，已多次在文字中使用“道学”。如“自予兄弟倡明道学” （《祭李端伯文》。《程氏文集》卷十一）；“忧道学之寡助”（《祭朱公拱文》，同上）；“述其道学者甚众”（《叙述序》同上）。此类已为人熟知、不须赘引。
综所上述，可见：
1、“道学’一语，出于神宗熙宁、元丰，使用此语者有张载、二程、或司马光、邵雍。
2、从引文上下文义分析。“道学”涵义指某种学科，尚未具学派意味。如“倡明”道学，“述其”道学，道学与政术为二，意义极明。且当时也不应有学派组织之可能。
3、张载、程颐等人何以不称“儒学”而自称其学为“道学”？这要分析当时的背景。
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唯知道者乃儒士也。”（《遗书》卷六）。分当时士人治学之途为三，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程颐又把文章、训诂与佛老异端并列为“三弊”（《遗书》卷十八），可见其对文章、训话的决绝态度。北宋以词章和经术取士，影响所及、士人竟趋二者，而不顾道德名教、这就是范鄗鼎所谓“对俗日道”的俗学。对俗学的鄙弃，使义理学者高标其说为“道学”。仁宗时，范仲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庆历三先生”胡缓、孙复、石介，都力辟俗学、倡言义理、乃至探讨性命之学。张程“道学”是这一思潮中的产物。
张程都曾泛滥于佛老较久，于哲理自有所悟，又返而求之六经，于儒学另有心得。这就形成他们的与儒学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性理之学”。他们（以及司马光、邵雍）学术上各有专主，并不一致，但作为学术方向，他们鄙文章、训话而重义理，则是相同的。这种宽泛的一致性，即是他们观念中的“道学”。李心传说道学是“以道为学”是不错的；而黄宗羲说的“未成乎名”，若指未形成一个完备体系并为世所公认这点而论，也是不错的。
南渡前后，程门弟子使用“道学”语时，仍保持原来的意义。尹焞“孔子以来，道学屡绝”（《尹和靖集?杂文》）；杨时“道学不明”（《杨龟山集》卷二《语录》）。它仍是指义理即儒家基本理论原则。此语专用以指某流派的学问，那是乾道以后的事。
程颐还有破词析字，分‘道’与“学”为二的用法，此颇启后人之疑。“顾其道不得施于时，学不及传之书。”（《上韩持国资政书》、《文集》卷九）。“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柯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明道先生墓表》、《文集》卷十一）。此类尚有若干，都是以道与学连称对举，而其中暗含“道学”二字。它的意义，正如范鄗鼎说的：道是本体，学是功夫。朱熹后来以佛书“能”与“所”解释，也是此意。南宋时，又有仿之者。当庆元党禁正严之际，朱门弟子楼钥上书辩解：“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学者，士君子之所当务。”二程出，“然后语道者不涉于异端：为学者不致于无用。”（《宋元学案》卷七十九《丘刘诸儒学案》）。这种近于文字游戏的破词析字法，有什么意义呢？李心传说：“俭邪谗谄之小人，立为‘道学’之目，以废君子”，以致君子之徒“往往从而自讳之。”（《道命录》自序）。程颐的文字作于元丰，楼钥作于庆元，都是道学困厄之际。这种破词法，就是为给误解“道学”者作个说明，以免人们不解“道学”之道为何道，学又系何学。如此而己。此不足证明“道学”不是专名。
南宋绍兴间，道学又一次受到攻击。此时人们只叫它“程氏学”、“伊川学”、“河洛之学”。攻之者则称为“专门之学”（均见《道命录》、。这“专门”二字，颇有助于理解道学。因为时人心目中，诗赋词章、经术训话是科举功令所定，为士子应试所必习，这是“正学”。至于离开程式的规定，独立地研究圣贤义理，那只有“专门”的人，才有此兴趣。故称为“专门之学”。这“专门”二字，正表明“道学”是与俗学对立的。
程氏专门之学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间，大有转机。倡导者是张栻和朱熹。朱熹本于二程而采周敦颐、张载、邵雍，完成理论的体系化，具见其《近思录》。他又据此编成学术谱系，具见于《伊洛渊源录》。张、朱共奉周敦颐为“道学宗主”，越过二程，以周氏为道学发源。朱熹口口声声“道学”自称，然而此时的“道学”已非二程所可范围。它的内涵、外延都起了变化。岳珂说：“晦翁……以道学倡天下。”（《程史》卷十三）。此时的“道学”不但成为体系性的学说，有组织的学派，而且隐然左右着朝廷的人事和政令。
朱熹是一个山头，但没有另树旗帜。他继续自命“道学”。《朱子文集》一百二十一卷，“道学”一词出现五十余次：“《周子通书》……此近世道学之源也。”（答丘子服》。《文集?续集》卷七）。“更深祝以门户道学为念。”（《答吕子约》。《文集》卷四十七）。“近日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里面被吾党做坏。’（《答刘子澄》。《文集》卷三十五）。略举数例，其他大致类此。就中可见其门户的严峻，学派性之鲜明。在朱熹“吾党”以外，也普遍承认了这个称名。汪应辰、陆九渊、叶适、陈亮等当时诸学派头目，在与朱熹信札中，都以‘道学”称之。也唯其如此，在稍后的庆元学禁、党禁中，“道学”成了罪名。而且百计无以自解。叶适同情朱熹，上书辨言并无所谓“道学”，但他私下也承认：“道学之名，出于近世儒者。”（《答周明甫》《水心文集》卷二十七）
以上，我为“名从主人”说搜求了许多证据。“道学”是程朱的自称，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另外杜撰一个“理学’来代替它。但是，据上述考订，至少有两点需要指出：北宋的“道学”与南宋不同，它要宽泛得多，其含意也不确定，程顺,程颐、张载、邵雍这些观点不尽同或很不相同，或互相反对的学者，都可在“对俗日道”而“以道为学”这一点归属于道学；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道学，又与北宋诸家有同有异。而且朱熹的道学，已不是“对俗”而言的，它已成为程颐——朱熹这一学派的特称。
三、“理学”由来
“理学”当是南宋人所谓“性理之学”、“义理之学”的简括。它的出现，当在南宋孝宗淳熙到光宗绍熙之际（约1190年前后），公开使用于宁宗嘉定（1208-1224 ），而流行于理宗（1225-1264），盛行于元、明、清，沿用至今。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颜师鲁传：“十年，由太府少卿迁国子祭酒、首奏：宜讲明理学，严禁穿凿。”。其“十年”未冠年号。由颜卒于绍熙四年、享年七十九逆推，绍兴十年颜年二十五，不可能为祭酒，乾道九年而止，淳熙十年颜年六十九，宜膺此命。《宋史》“理学”凡二十余见。此则为最早。但此处“理学”二字未必是原文，可能是《宋史》撰者以当时流行语撮述者。
又：陆九渊《与李省干》第二书：“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唯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陆九渊集》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书中又有“鄙文数篇录往”、“某试吏于此”二语可考其年代。按：陆一生只一试外任，即光宗绍熙元年知荆州军，次年病卒。前此，陆与朱熹争辩无极太极，又作《荆公祠堂记》，均其得意之笔。此时与友朋书札往往附录此数文。据此推知此书作于绍熙一、二年（1190- 1191）间。此书“理学”二字的可靠性，以及陆氏何以创为此名，详后。
庆元党禁、朱陆两派同受打击，嘉定更化、禁锢及得罪者均复官，朱陆两派学术均得到朝廷支持，一时封赠赐永谥，纷纷攘攘。此中出现朱陆两派争用“理学”名号的奇特现象。
嘉定八年（1215），黄干（朱熹女婿，高第弟子）编刊《朱子语类》，其《门目》文中云：“（道学末流）所见不充，规模狭隘，不过循默自守而已。所谓经纶大法，则无矣。非理学之功用也。”（按：此文《勉斋文集》未收）
嘉定十年，太常博士孔炜《文安谥议》云：“（九渊）与兄复斋（九龄）讲贯理学，号‘江西二陆’。”（据《陆九渊集》卷三十三》
嘉定十三年，军器监兼考功郎楼观复丈《道命录》作“楼观”，此据黄震《日抄》、为周敦颐议谥，文云：“议日：理学之说，隐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先生之于理学，晦而明之，窒而通之。……无奈春秋之际，理学亦几乎熄矣。……”（《道命录》卷九）
全篇屡用“理学”，且开宗明义即标出此名，，显然是有意标榜。次年，魏了翁为张载请谥，又有“照得，横渠先生，奋乎关中，阐明理学”之语（同上）。楼、魏都是朱门人物，而前此为程朱议谥时，并无作“理学”者，轮到后来的周、张，忽然标出“理学”二字，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是经过一番计议而出此的。陆九渊书中有过此二字，孔炜为之议谥也用此二字，这是陆派的意见。而此时忽然朱派也竞用此名、似乎其中颇有委曲周折。但这个争夺没有结果。
嘉定十七年元旦，宁宗接受朝贺后，宣布录用程氏后人。制词云：“联唯：伊川先生，绍明道学，为宋儒宗。”（《道命录》李心传自序，又见同书卷十）。制词所云，不管是专论伊川，还是通述宋儒，但用的是“道学”。这不啻对朱陆两派争‘理学’之名是一个“两罢”。这个名义之争大概平息一个很长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朱陆两派竞用‘理学”？
陆九渊书中“理学”字样，可以怀疑是后人所改。陆集初刊于开禧元年（1205），此时韩佗胄势力正盛，对道学之禁虽已解除，。但并未更辙。杨简为初版作序，或陆氏原文为“道学”。为避嫌，杨简改为“理学”。另一可能是，陆作此书时，林栗已上章攻朱熹，陆为摆脱牵累，而改书“理学”。但无论如何，此二字出于陆氏之门，可无疑义。黄干在《门目》说明中，亦用“理学”，可见朱派也看到“理学”比‘道学”的合理性、适用性。总之，此语已渐为社会所知。
朱派为何自弃“道学”而趋于“理学”？推之不外：
1、原来的“道学”就其理论内容，学术规模和社会政治地位来说，已大非昔比，它已“成乎名”，要求一个新的名以副其实。（此详本文末节）
2、程朱的学说，特别是本体论上，与历史上的道家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朱熹大加推崇的周敦颐太极说，虽经精心改制，但仍不脱本来的道家（乃至道教）色彩和形迹。这在南宋屡为反对者所攻击。道学极易与道家相混，名与实均如此。而“理学”全无此病。
3、北宋熙宁元丰，南宋绍兴、庆元，屡禁道学。“道学”一语遂备受低消讥嘲（叶绍翁《四朝闻见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密《癸辛杂识》、李心传《道命录》均有详载），此语已成贬语蔑词，使程朱之徒不能不思摆脱而有以更张。
理宗以朱喜所注四书为科举程式，崇奉程朱而冷落陆学，特别是庙号为“理”，使“理学”之名得到新的势头。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理宗议谥》：“理宗末衬，议谥朝堂。……最后日‘礼’。议既定矣、或谓与亡金伪谥同，且古有妇人号为‘礼宗’者，遂易之曰‘理’。盖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天下道理最大。于是人无间言。”又：《宋史》卷四十五《理宗纪》“赞曰：……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实自帝始焉。庙号日理，其殆庶乎!”理宗开始把程朱之学上升为统治思想，“理学”之名因而获得完全的承认。宋末黄震、周密等人的著述，完全以理学为名。黄震《日抄》“本朝理学，阐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卷三十三），实开后世“理学史”的端绪。
元、明两代官私著述，“道学’、“理学”混用。刘壎《隐居通义》、刘祁《归潜志》用“理学”、而元修《宋史》除《文苑》、《儒林》两传多用‘理学”外，又有《道学传》。明初曹端《太极图说述解》、朱衡《道南原委》用“理学”，而罗钦顺《困知记》、陈建《学部通辨》用“道学”。上述诸人，都是朱派著名人物。没有人解释过其中的原因。可以想见的是：程朱自述其学用的是“道学’，这是一种理由。但他们“以理为学”，讲的实际都是“理学”，这又是一种理由。
清代，“理学”一词日增其优势。而且人们开始探讨这个名称问题。康燕二十二年，“上间：‘理学’之名，起于宋乎？’“上曰：自有理学名目，而彼此辩论。”（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卷三十二）。在民间，则有毛奇龄、黄宗羲、范鄗鼎等的议论和见解，已如前述。从事实来看：顺康两朝的章奏文字，已多用“理学”。如顺治十年李敬议封周敦颐后人奏云：“为恭陈理学先贤始末一事……”；康熙十九年姚缔虞再申前议云：“我皇上崇儒重道，理学修明。”二十四年礼部集议云：“以彰皇上阐明理学之盛典。”（据《周濂溪集》卷十三。此或采自实录）。又：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以《理学真伪论》试翰林诸臣，这等于正式采用了“理学”称名。（王氏《东华录》康熙卷五十三）
黄宗羲认为道学“未成乎名”，坚持用“理学”，具见于他的一切著作。朱彝尊、毛奇龄则用“道学”，但与其说他们是为了尊重历史，倒不如是以道学近于“道家“而有意挪愉。黄、朱、毛都出于或近于王门，倾向是反程朱的。而在程朱派一边，若李光地，张伯行等，都言“理学”。故当时有“理学天子”、“理学名臣”之说。孙奇逢《理学宗传》，合朱陆两派而统称之，开了理学包括朱陆的先例。清末民初，扩大而为“宋明理学”。章太炎就曾屡用此名，要之，今人称名，多源于历史已形成的并得到公认的通称，并非某人的杜撰。
宋元明清数百年千万卷著述，要一一检寻其对某一称名的用法、为不可能亦不必要之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理学”一名占有优势，并为多数学者选中。“对俗日道”，是名之初起，当它已居统治地位时，自身又复成为流俗。此时“对欲日理”便更能反映它的特点。人们据“以理为学”称为“理学”，当是顺理成章的。
四、订名拟议
恨据上述史实，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订名原则上，是“名从主人”，还是“名者实之宾”，二者何者为宜。二是：说道学可以赅理学、心学，而理学则不能。这个论断能否成立。现在可以合并讨论。
“道”在先秦是个高层次的抽象概念。各家学说都以“道”泛指理论、伦理，道家甚至以之为本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韩非子《解老》讲到道和理的关系：“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之理都以道为根本、本原。这无疑是二程讲求万物“所以然”的理的渊源。儒家讲道，在孔孟一般指那“若大路然”的、人所共由的行为准则，而“朝闻夕死”的“道”，则泛指真理。《礼记》引入“理”概念，“礼，理也”，“理，礼也”（《仲尼燕居》、《乐记》），它只指圣人制作礼文仪式的道理，不能与“大道之行”的“道”相比拟。韩愈《原道》以道为“虚位”，仁义礼是“实名”，承认道可以概括仁义礼。可见，先秦至隋唐，“道”的层次都高出于“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载、二程自称“道学”，而不称仁学、义学、礼学。因为“道”是对儒家义理的概括。他们为什么不称“儒学”？因为当时一切学术文化都是在“儒学”名义下进行的（此不论佛道宗教之学）。必须在儒学内部划出一个界限。张载以“政术”为流俗，标“道学”与之对举：程颐视词章训沽为流俗，标出‘知道者”为真儒学。程颢年十五六即“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颐《明道先生行状》，文集卷十一），“以斯道觉斯民”，死后私谥“明道”。“道学”在这里有个与科举仕宦，功利治术，词章诗赋，训话章句等等一切流俗之学立异，而高自标置的意味。此“道学”之所以得名。“以道为学”在这个“对俗曰道”的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就理论的内容来说，以“道”为最高范畴的，倒是当时与二程作对的王安石，苏轼等。二程“自家体贴出来”的那个主宰宇宙万物及其运动的本体，他们称之为“理”（“天理”），而“道”还原为伦理行为准则。“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遗书》卷二十一之下）。理作为“所以然”者，是凌驾于“道”之上的。这是对隋唐以前哲学范畴史的一大变革。问题是他们为何不把“理”标在自己学说的旗帜上，回答是：只有称“道学”，才能表示上接孔孟“圣人之道”，同时又能与俗学相别异。即使如此，他们还不得不把“道”与“学”分开，破词析字，以免误解。至南宋，朱熹论证了“理是太极”，“理一分殊”。本来二程的“浑沦”理论（朱熹评语）至此而“大明”。理论完备化，体系化确实达到“成乎名”的高度。但朱熹仍不敢标新立异，继续以“道学”为名，这无非表示上接二程，不背家法。“名从主人”的历史实际，大体如此。”它说明，“道学”一名，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一定的学术文化背景的产物。从哲学史角度看，它的名与实有一定的凿枘不入的问题。使用“理学”称之，确是有违于“主人”，但可能更符合“主人”的衷愿。因此，当程朱学上升为显学而居统治思想的地位时，它本身通过经书注解已成为科举程式，而居于“俗学”地位。“对俗曰道”至此已全无意义，而“对欲曰理”更能体现它的特色与功能，程朱后学亟于易“道”为“理”，这是完全自然的。而且，且不论经庆元之禁以后“道学”的名声以及程朱采撷道家思想而蒙受道家嫌疑等因素，单是它以“理”的宗旨，就足具称为“理学”的充足理由了。
论者说，道学可赅理学、心学，而理学不能。这里首先要根据历史实际考虑一下如何“‘赅”法。自南宋朱陆竞立，事实上已不存在统一的道学。而且这种对立愈演愈烈。如果说朱陆有异有同，事实上，朱派说“性即理”，陆派说“心即理”，他们的会合点在承认有个本体“理”在。据此，他们之同在“理”上，自以称“理学”为是。再如朱熹，他虽自称“道学”，但奉周敦颐为宗主，广采周程张邵而集其成，他固然有同于二程（其中主要是程颐），但别异亦复不少。笼统地称为“道学”，不足显示他们的特色。而且称朱学为道学，实际上取消了“理学”。朱熹而后，都是接着他讲的，并无新的发明。所以时至现代，还有《新理学》以阐发朱学宗旨者。“理学”的取消，对于南宋以后七百年的史实来说，才真正违背了“名从主人”的原则。所以对于“宋明道学”、“宋明理学’二名，我们宁取后者。因为它对基本史实来说，不仅名实相副，而且名从主人。只有那些反理学的如戴震才以“气化流行”的“道”为本体，抑理为气的条理性。他才是真正的“道学”。
由于上述，对称名一节拟议如下：
1、北宋庆历前后范仲淹、曾巩、胡缓、石介、王安石等之学，重振儒学，他们可称“义理之学”。张载、二程，或扩大及于周敦颐、邵雍（朱熹所谓“五先生”），可称“道学”、“北宋道学”。这主要取自“对俗曰道”的意义。
2、北宋道学是横向的。由其中程颐而朱熹，而元明清的程朱学，应称为“理学”。这个名称涉及范围最广。把这七八百年的程朱学称为“道学”，将与大量的记载、著述相抵悟，亦不与学理内容相一致。这是就纵向说的。
3、两宋已有“心学”之称，但多指佛禅或类似的神秘思辨（如司马光《潜虚》被称“心学”）。明王守仁《象山集序》标出此帜：“圣人之学，心学也。”由此溯源，杨简乃至陆九渊，应属心学、称他们为道学，他们与‘道”无有瓜葛。但他们讲‘理”（“心即理”），“宋明理学”包括陆王在内，还是顺“理”成章的。如“宋明理学”，就统孩自宋迄明的理学、心学两派。因为这两派虽门户壁垒，却有时一人而二任，调停折中二者之间。即使明代心学家，也往往称述程朱（多是曲解）。更重要的是，程朱理学自南宋末上升为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学内的一切流派、莫不与理学有关联。为了方便而以“宋明理学”统括此一时期的朱陆王各派，比“宋明道学”更具概念的精确性。
略陈影见，谨请高明赐教。
本文摘自：《安徽史学》，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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