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超颖“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研究述论-保定学院学报 余超颖清代同治、光绪以来，晚期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主政直隶，将桐城之学带到朴茂的燕赵大地，开启了学术新风。“曾门学士”张裕钊、吴汝纶相继主讲直隶莲池书院，造就河北多士。如武强贺涛、盐山刘若曾等皆能以学问、文章自立。燕赵文风大倡，一时海内宗仰。桐城派的中心遂由南而北，使莲池书院成为晚清传承桐城文脉的根据地。其后贺涛、吴闿生等莲池弟子于燕赵大地衍续桐城文脉，门生在晚清民国之际号为昌盛。论者多将这个以直隶莲池书院为中心展开学术思想、文艺活动的群

余超颖“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研究述论-保定学院学报

余超颖清代同治、光绪以来，晚期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主政直隶，将桐城之学带到朴茂的燕赵大地，开启了学术新风。“曾门学士”张裕钊、吴汝纶相继主讲直隶莲池书院，造就河北多士。如武强贺涛、盐山刘若曾等皆能以学问、文章自立。燕赵文风大倡，一时海内宗仰。桐城派的中心遂由南而北，使莲池书院成为晚清传承桐城文脉的根据地。其后贺涛、吴闿生等莲池弟子于燕赵大地衍续桐城文脉，门生在晚清民国之际号为昌盛。论者多将这个以直隶莲池书院为中心展开学术思想、文艺活动的群体称为“莲池学派”。“莲池学派”作为晚清、民国桐城派的核心，以曾国藩为初祖，“曾门学士”张裕钊、吴汝纶为二宗。起自曾国藩督直（1868），至俞大酉弃世（1966）而止，绵延六代近百年，为晚清民国学坛、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桐城派中心北移直隶保定以后，“莲池学派”文艺活动以古文创作和批评为主，在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影响力。从地域文化角度来讲，亦有衍续和繁荣燕赵文脉的意义。这个横亘晚清民国近百年，继承桐城派世系传播特征和学术精神的流派，是我国传统文艺发展演变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一、“莲池学派”及其群体构成研究
晚清民国以来，即有人或隐或明地以“莲池派”表彰张裕钊、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后造就的燕赵古文创作群体。隐指者如徐世昌谓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最久，畿辅治古文者踵起，皆廉卿开之。”[1]389吴汝纶之子吴闿生曰：“自廉卿先生来莲池，士始知有学问。先公继之，日以高文典册摩厉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学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2]卷首显指者如王树楠曰：“贵筑师（黄彭年）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后，予与挚甫荐之（张裕钊）直督张靖达公，继主讲席。廉卿去后，挚甫续之，河北文派，自两先生开之也。”[3]599刘声木作《桐城文学渊源考》勾勒了“莲池学派”士人的群体构成。此书卷十专门记载师事及私淑张裕钊、吴汝纶的桐城派成员。张、吴二人是曾国藩的门生，列入“曾门四子”，亦是开辟直隶“莲池学派”的重要人物。张裕钊继承了姚鼐、曾国藩注重文章声音律调的理论，刘声木说张裕钊谓“文章之道，声音最要、凡文之精微要眇，悉寓其中”[4]285，因此其“一生精力全从声音上着功夫。声音节奏，皆能应弦赴节，屹然为一大宗”[4]285。吴汝纶好文出于天性，刘声木说吴汝纶尝谓“文者，精神志趣寄焉，不得其精神志趣则不能得其要领”，其为文深渺古懿，使人往复不厌[4]286。魏际昌先生《桐城古文学派与莲池书院》一文虽未直接称“莲池学派”，就其论述观之，已非常明确地指出“曾国藩任直督以后，书院达到了鼎盛时期。桐城古文学派开始在书院扎根发芽，先后有曾国藩的学生张裕钊、吴汝纶二位桐城派后劲主讲书院，使桐城古文学派的中心由南移到了北方直隶，具体地说就是到了莲池书院”[5]25。魏际昌先生所述“莲池学派”成员除张、吴二子及见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著录者外，尚从光绪1898年莲池书院《学古堂文集》钩稽出新城白中元、献县纪钜湘、献县张坪、盐山杨越、文安蔡如梁、安州张銮坡、高阳李增辉、清苑崔琳、任丘崔庄平、定州马锡蕃、高阳阎凤阁、安州王宝钧、任丘籍忠寅、四川傅增湘、肃宁刘春霖、贺涛弟子任丘宗树楠诸人。王达敏先生《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一文直接以“莲池派”名张裕钊、吴汝纶开辟的以莲池书院为中心的古文群体。其《曾国藩总督直隶与莲池新风的开启》一文曰：“莲池派若从曾国藩督直（1868）算起，到俞大酉弃世（1966）为止，绵延近百年，相承历六代。其成员多半来自畿辅，活跃在保定、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主要任职于教育界、政界、新闻界；有姓名可考者约四百人，有文学成绩者不下百人。”[6]67-68并就此学派经世致用、融贯中西的担当精神和社会启蒙意识，与晚清民国政坛的紧密关系及主要社会文化活动作了初步梳理。从张裕钊、吴汝纶学古文之法的直隶学子有武强贺涛、保定新城县王树楠、沧州张以南、安平弓汝恒、饶阳常堉璋、南宫李刚己、盐山贾恩绂、衡水王景逵、清苑王恩绂、枣强李书田、霸县高步瀛、任丘刘培极、行唐尚秉和、深州武锡珏、邯郸李景濂、盐山刘彤儒、永年孟庆荣、无极崔栋、宣化张殿士、南宫刘登瀛、深州李广濂、武邑吴镗、衡水刘乃晟、枣强步其诰、深泽赵宗忭、肃宁刘春堂、刘春霖、冀州孟君燕、冀州关凤华、盐山刘若曾、定州安文澜、永年胡源清、陈永寿、纪钜湘、天津严修、阎志廉、阎凤阁、马锡蕃、马鉴滢、傅增湘、吴笈孙、蔡如梁、王振尧、王瑚、谷钟秀、韩德铭、梁建章、籍忠寅、邓毓怡、邢之襄、柯绍忞、廉泉、吴芝瑛、中岛裁之。第三代中从贺涛学古文的学子有吴闿生、赵衡、赵彬、武锡珏、张宗瑛、贺葆真、徐世昌。第四代吴闿生门下优异者有张继、李葆光、周明泰、李濂镗、齐燕铭、贺培新、贺又新、柯昌泗、于省吾、吴兆璜、潘式、谢国桢、徐鸿玑、曾克端、何其巩、陆宗达、王芷章、张江裁、陈汝翼、王汝棠、王维庭、吴君琇、吴防等。第五代贺培新门下优异者有俞大酉、刘叶秋、刘征、孙梅生、孙贯文等。第六代俞大酉等在1949年后没有传人，一脉文心，就此了断。我们根据前人的相关论述，裒辑了“莲池学派”主要成员名单及其著作情况，详见表1。
表1 “莲池学派”主要成员及著作一览表


二、“莲池学派”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研究
目前学界对“莲池学派”的研究是从桐城古文的整体脉络展开的，并主要集中在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等古文大家身上。除了研究桐城派发展史的专著有部分章节介绍外，尚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单篇论文。如孙莹莹《张裕钊文气论与桐城传承》探讨了张裕钊的“文气论”与前期桐城古文家的渊源，以及与吴汝纶相互交流、激发的作用，认为宗尚“平淡”是其古文美学的极则。李松荣《张裕钊的创作分期及其在莲池书院的散文创作》指出张裕钊在莲池书院中的散文创作是重要的丰收期，体现了其散文“以意度胜”和“词峻以厉”的特点。然惟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与莲池书院》、王达敏《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二文最能发张裕钊古文义法、声气、诗歌风貌的真趣。关于吴汝纶的研究近年似较张裕钊研究成熟。除了一些考证吴汝纶生平交游的文章外，更有任亮直从吴汝纶的儒学思想出发，为其文论探源。杨新平从“风格观”探求吴汝纶的古文美学思想。孙文周以吴汝纶论文信笺为资料，探索其文章学观念。胡丹以“正变”观考察吴汝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对于贺涛的研究实在寂寥，且多为皮相之论。惟范丹凝《贺涛与清末畿辅古文圈》一文对贺涛家世、古文创作、文学思想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且以贺涛为中心，对后莲池书院时期畿辅古文圈的群体构成、交游、文学活动作了初步梳理。由此看来，“莲池学派”作为晚清民国熔铸河北地域特色、传承燕赵文脉传统的学术、文艺群体，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深湛如魏际昌、王达敏二先生，提出“莲池派”，亦多是从桐城古文的角度立论，缺乏融“莲池学派”古文、诗歌、游艺之学为一体的文艺观照视阈。而对“莲池学派”游艺之学的研究，除张裕钊、刘春霖书法之外，更属寥寥，遑论透过“莲池学派”文艺诸体交融会通的现象，探寻古文、诗歌、游艺之学等不同文艺形式的内在联系。关于“莲池学派”文艺创作和思想传播的方式途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松荣认为：“文学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是著书立说，也可以是教书育人，桐城派这一特殊的文学群体，他们的很多代表人物都在书院担任教职，于是它的传播也就与书院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7]79以张裕钊、吴汝纶在直隶的活动来看，张裕钊主要是担任莲池书院山长，以教育为业。吴汝纶任职深州、冀州知州期间，重抓教育事业，深州、冀州教育蔚然而兴，其后吴汝纶掌莲池书院，也以冀州及周边州县学子为多。由此看来，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艺创作及思想传播主要还是通过书院教育，其于直隶文化影响面之深广亦缘于此。
“莲池学派”以幕府文人为主，多是以经学为文化正统、与权力中心接近的士人和官僚。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得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徐世昌等政治实权人物的支持和庇护。因“莲池学派”依附政治权力中心，又是一批以斯文相号召的文人，所以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政局的变化都会对此一群体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传播的根据地和地域范围，传播的方式、内容，乃至文风等诸多方面。其中，就“莲池学派”学术和文学传播的根据地和地域范围来讲，往往与所依附的政治中心有密切的关系。其初，以保定莲池书院为中心，辐射到直隶地方州县书院。如吴汝纶当政、贺涛主持的冀州信都书院。其后，清末民初随着莲池诸子进京，直隶政治中心移至天津，“莲池学派”的学术和文学活动也随之形成以北京、天津、保定为中心的格局。
张裕钊论文以意为主而通于自然。其《答吴挚甫书》曰：
其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谁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3]84
张裕钊所谓“意”，一是“中和”，这是他“原本六经”的反映；二是“利泽天下”，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8]4。所以他的文章深沉醇厚，叙述娴雅，宛转有度，思想从正大入手，温润中有雅健之气。张裕钊古文的堂庑比起曾门其他弟子更大，超出了学习韩愈、欧阳修、方苞、姚鼐的范围。他“假途唐宋八家，上溯两汉、先秦、晚周，并原本六经，且于许慎、郑玄的训诂，二程、朱熹的义理，均究其微奥。故张氏之文文义精辟，词句古朴峻拔，实际上已脱离桐城派的藩篱而自成一家”[8]5。故而，刘声木论曰：“其文以柔笔通刚气，旋折顿挫，自达其深湛之思，并以经术辅之，于国朝诸名家外，能自辟蹊径，为百年来一大宗。”[4]285张裕钊的古文理论对“莲池学派”影响较大。其弟子王树楠“浸淫两汉，而出入于昌黎、半山之间”[4]288。其文气骨遒上，实有得于雅健之美。另一高弟贺涛为文“导源盛汉，泛滥周秦诸子，矜练生创，意境自成。其规模藩域，一仿张吴二公”[4]287。平心而论，莲池诸子的古文在晚清民国社会巨变的影响下，与清中期以来脱胎科举八股和模拟的“古文”已经有很大不同。从内容上来讲，义理、考据、辞章中，义理突破经义的范围，融入更多西方传入的近现代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并多以实践、务实的手眼论证之，形成了融入时务、参酌中西、归于儒家义理的思想内容局面。曾国藩引“经济”入古文的思想，莲池诸子之“经济”也不限于洋务派的思想和实践，而更多的是在西方文化思想影响下，从事教育的改革，新式的融贯中西人才的培养。考据亦多从典章制度、历史沿革入手，梳理时务关涉的焦点和重点，有为而作，而不是泛著空文。辞章更加讲求朴实平淡。他们虽然不丢以声气律调为核心的古文创造法则，但因思想和内容的变化，他们的文章更加平典朴实。这种务实而紧跟时代的古文创作潮流在当时深受文人士大夫阶层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莲池学派”诸子古文有一种强烈的传承燕赵文脉的地域文化意识，影响到其文风一是变化桐城古文偏于阴柔之美而济以阳刚，再就是更加务实尚气，形成质朴自然的审美风貌。若究其弊，则是鄙陋迂直有余，风流蕴藉不足。
晚清民国的政局波谲云诡，“莲池学派”在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和政治权力挤压的夹缝中与世浮沉，艰难求存，发展渐趋于保守。但他们以中华文脉的守护者自居，正因担负了斯文之重任，在文化思想和形态上表现出与时代思潮相颉颃的巨大灵活性。比如曾国藩及曾门四子、贺涛、赵湘、吴闿生诸人对桐城古文的变革。他们把桐城古文集约成中国道统和文统的载体，是斯文的具体形式，只要以此斯文精神为文，其题材内容、义理均可以自由伸缩。其文章的语言形式也发生较大的变化。然而，“莲池学派”所代表的斯文传统，毕竟是传统的文人文化，代表一种文化精英意识。其觉世牖民的文化宣传和动员能力难以适应救亡图存的大众文化的需要。进入民国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莲池学派”所代表的桐城古文则首当其冲，被视为旧文化、旧文学的象征，成为革命的对象。三、“莲池学派”游艺之学和文献整理研究
儒者依仁游艺，先秦时期即有儒家“六艺”之学。宋元以来，琴棋书画等艺术逐渐被文人驯化，成为他们寄托意趣与怀抱的载具。元代理学家刘因提出儒者“新六艺”，将琴棋书画均纳入儒者游艺之学的范围。“莲池学派”以宋学为本，融通汉学，文章之余，亦游心艺事。张裕钊、吴汝纶、刘春霖并以书法名世，而张裕钊又雅擅山水。早在清末民初，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注》即称赞张裕钊书法集北碑之大成。欧阳中石《张裕钊书法艺术溯源》（2010年）对张裕钊书法艺术的取法对象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日本人杉村邦彦《张裕钊的传记与书法》一文当为目前张裕钊书法研究资料最为丰富且切实的佳作。近年另有《张裕钊碑味行书研究》《张裕钊书法艺术研究》两篇硕士论文问世。然这些研究多为就书法论书法，对张裕钊的书学思想以及与其学术思想、文学精神的内在联系缺乏立体的思考。学界于刘春霖书法的研究亦属此类。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号石云，河间府肃宁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尝自谓“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善书法，尤长于小楷。“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今天的书法界仍然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的说法。刘春霖的书法圆匀平正，为典型之馆阁体。其小楷娟秀端庄，笔力清秀刚劲，气质深蕴沉厚。曾出版小楷字帖《大唐三藏圣教序》《文昌帝君阴骘文》《闲邪公家传》《兰亭序》《灵飞经》等多种。贺培新（1903—1952），字孔才，号天游，斋名天游室、潭西书屋。河北武强人，为“莲池学派”巨子贺涛之孙。曾任北平特别市政府秘书、中国大学国学会教授、秘书长、河北省通志馆纂修等。1949年初，将其二百年来家藏之图书、文物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受到当时北平军管会通令嘉奖。贺培新于古文能世其家学，虽不以名世，却也能够自立。书法宗欧阳询、褚遂良，秀劲丰厚。民国间书墓志多种，法北碑，得张裕钊精髓。治印入白石老人之室，其论治印当气体贯注，追求古雅淡泊之趣，与古文义法和审美宗尚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叶秋序《近代名家印集》曰：“贺（孔才）、邓（散木）俱未得享大年，而各臻精诣，贺公从赵、吴两家入手，以上溯秦、汉，小章秀劲，大印浑沦，朱文粗笔，尤属一时独步。”[9]330-331辑有《武强贺培新印草》二册，成书于1923年，亦名《迂轩印存》，上册收印48方，下册收印47方，共存印95方，多为时人姓名、斋堂印。关于贺培新的印学研究，目前仅有宋致中主编《齐白石贺孔才批刘淑度印稿手迹》（2004年）、《孔才印存》（2013年）二册问世。总之，关于“莲池学派”游艺之学的整理和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其主要关注点是张裕钊、吴汝纶、刘春霖的书法及贺培新等人的印学。实则，“莲池学派”诸人物，除诗歌、古文、书法外，于绘画、音乐等诸体艺术多有研究。我们考察他们的游艺之学也应该扩大范围，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这些领域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深广的视角揭示出“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的丰富内容和魅力。
近年来关于“莲池学派”的文献整理成果日益丰富。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整理出版了《桐城名家文集》，其中包括张裕钊、吴汝纶、贺涛、范当世等4位作家的文章选集和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3位作家的诗文集。另张裕钊、吴汝纶、贺涛、范当世等人的诗文集已经有点校本问世，其中王达敏先生点校《张裕钊诗文集》、施培毅等点校《吴汝纶全集》、马亚中等点校《范伯子诗文集》、冯永军点校《贺涛文集》、张善文点校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另有吴闿生《诗意会通》《吴门弟子集》、高步瀛《唐宋诗举要》等诗文选本也有学人专门整理出版。这些文献整理工作为我们研究“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文献资料。但是尚有很多名家的诗文集没有整理，如赵衡的《叙异斋集》、贺培新的《天游室集》等。另有一些人的诗文集在其生前并未刊刻或出版，散落各处。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搜集“莲池学派”名家的诗文集，进行系统的研究。徐世昌对“莲池学派”的发展影响甚大，众多莲池弟子都曾有游历徐世昌幕府的经历。他倡导复兴“颜李学”，以此作为施政的理论基础。“四存学会”和该学会的会刊《四存月刊》都凝聚了莲池弟子的不少心血。2014年广陵书社整理出版了北京四存学会编的《四存月刊》，为我们考察“莲池学派”在这一阶段的学术和文艺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贺涛之子贺葆真所作《贺葆真日记》亦由徐雁平整理出版，其中有关贺涛的文艺活动、“颜李学”与“莲池学派”关系、四存学会及“莲池学派”在冀州、保定、北京、天津活动的记载多有助于对“莲池学派”文人交游情实的考述。
综上所述，“莲池学派”是晚清民国熔铸河北地域文化、承继燕赵传统文脉的重要学术、文艺群体；是桐城派正传，晚清民国华夏文脉所系。深入研究“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可拓宽晚清民国桐城派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廓大清代桐城派研究的学术堂庑。亦可重新发现“莲池学派”文艺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纠正近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凸显新文学，忽视传统文学的偏差；深化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和文艺思想史研究。目前学界对“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莲池学派”的群体构成、活动时间和地域、文艺思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文艺思想的立体研究等诸多基础性、拓荒性的工作尚待我们去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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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韩天衡.中国篆刻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保定市社科规划课题“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研究”（2016059）；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研究”（HB16WX009）；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研究”（201703050110）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于广杰（1982-），男，河北沧州人，副教授，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艺思想史。

全文详见：https://6596.org/66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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