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超颖“郑国东迁初都荥阳市京襄城”吗 郑氏历史争论观点之一-邹堂郑氏文化 余超颖郑氏历史争论观点之一 “郑国东迁初都荥阳市京襄城”吗作者：郑瑞琪1991年以来，“郑国东迁初都荥阳京襄城”之说流传甚广。这个观点最早出现在1990年，由荥阳人士张明申撰写《略论郑国都城变迁》一文，刊于当年的《荥阳郑氏资料辑录》第三期，这是由荥阳郑氏研究会出版的内刊，该文后被收录于荥阳郑氏研究会会长宋国桢、秘书长周显才主编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一版）。该文开篇说：“郑国建立以后

余超颖“郑国东迁初都荥阳市京襄城”吗 郑氏历史争论观点之一-邹堂郑氏文化

余超颖
郑氏历史争论观点之一 “郑国东迁初都荥阳市京襄城”吗
作者：郑瑞琪
1991年以来，“郑国东迁初都荥阳京襄城”之说流传甚广。这个观点最早出现在1990年，由荥阳人士张明申撰写《略论郑国都城变迁》一文，刊于当年的《荥阳郑氏资料辑录》第三期，这是由荥阳郑氏研究会出版的内刊，该文后被收录于荥阳郑氏研究会会长宋国桢、秘书长周显才主编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一版）。该文开篇说：“郑国建立以后，先后曾有四处定都：①初封于棫林（公元前806年—前771年）；②桓公寄孥于郐、虢之间与武公定都于京（公元前771年—前744年）；③庄公迁都郐国南部（公元前743年—前672年）；④文公迁都于新郑（公元前672年以后）”。其观点在以后的十余年中，被荥阳人士多渠道宣传，加之网络传播，在民间影响甚广，被广泛引用。

持有此观点的郑文化研究者，早期以今荥阳市人士为主，其相关论据原文援引如下：
1、《史记·郑世家》载：“桓公东迁雒东。”是指今天的荥阳市（其理由是荥阳位于雒——今洛阳一带东）。
2、《国语·郑语》所载的“虢、桧皆有寄地”这句话靠不住。
3、《史记·郑世家》所指的“河、济、洛、颖”之间、“洛东”、“虢桧之间”，都集中在今荥阳（县）境内。
4、京（今荥阳京襄城）北距虢国都城（今荥阳县广武镇）约20公里，南距郐国都城（今密县曲梁乡）约27公里，西距洛水约30公里，这座当时闲置的现成的古城，与“洛东”、“虢桧之间”的地理位置非常符合。
5、《郑伯克段于鄢》（演绎篇）中有“京城原是武公东迁的第一个都城，有很大的城池”。
以上1—5条，引自荥阳人士宋国桢、周显才主编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
6、从公元前772年“桓公寄孥”到公元前756年郑迁溱洧，有七年多的时光。这段时间虽短，但对于死里逃生，奋发图强，终于灭桧并虢、占有十国（地）而崛起中原的郑国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桓公寄孥，不会寄于毫无安全保障的荒郊野外，武公迁国也不会一直在马背上动荡。那么（武公东迁初都）应该在哪里呢？我们说，京城最符合历史记载的地理位置。
7、《东周列国志》（历史演义小说）一书在描写封段一事时，指明京城是“郑国”的上都。《东周列国志》虽是野史（实际上《东周列国志》连野史也称不上，它是小说，不属于历史类，而属于文学类。本文作者注），可以作为佐证。
8、《左传》告诉人们：“邑有先君宗庙曰都”，京城至今尚存有“桓公庙”。庙屡建屡毁，古代祭祀的石祭案，仍摆列在神主之前。这一事实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京城曾为郑国的国都。
以上6—8条，摘自荥阳人士陈玮《论荥阳祖地的历史形成》一文，见“荥阳·郑氏”网，原刊于荥阳人士主办的《荥阳与郑氏》报（内部交流）。
9、（荥阳郝砦村出土一通）“郑氏宗庙祖碑”，（内容为）周武王奠，正面为“郑”字的初体；中左一面“湖王”（胡字异体字）周厉王的名字；中左二面“□□公、武公、庄公、神恩；中右一面“大宫朱历花”（太庙之古称）；中右二面“郑”（是货币上用字）郑家”。结论，（这石碑用）在郑国宗庙内尊奉先祖。说明这里是郑氏先祖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宗庙应是郑庄公庙遗址。
10、郝砦村（古郑家庄）南200米是“老郑坟”（现挖出一大墓），再南是战国墓群，有13座。该大型墓位于郑庄公庙遗址西，阴涧沟之南。该墓主应该是郑庄公之母武姜氏。还（出土）有一个“段”字的墓志罐，此罐应为庄公之弟叔段葬此之佐证。经查，叔段避难之共地（辉县）没有共叔段墓地之记载，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段叔葬此的可信度。
11、宋朝的大史学家郑樵说“初都荥阳”，即指今天的荥阳京襄城。
与此条内容相同的还有，前述张明申文中说：《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有东迁始祖郑武公都荥阳的记载，并说是史学家郑樵的自述。同时，又进一步解释说：“春秋时虽然没有荥阳县，但宋时有荥阳县，这种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12、至公十五年（前408年）又被迫将国都由新郑迁回京城。
以上9—12条，摘自宋国桢《郑氏祖地荥阳》一文（载《寻根》杂志2004年第3期）。
13、（郑国）平王六年迁溱洧，平王元年至平王六年，这五六年间，史家疑郑国是以丹邑为基础营造和扩建京城，作为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4、“京，武公所营。郑国最初和最后的都城”。
以上13至14条，载《郑氏族系大典》第一卷（总编纂郑自修，执行编辑郑文焕）。因内容重复，其他类似观点和出处略去。
目前，见诸于世的书刊文章中，持“郑国东迁初都于京”这一观点的专家学者极少。首创者主要是荥阳的几位作者。即使是荥阳以外持此观点的人，也都毫无例外地是引用或参考了荥阳人士所写的文章及书刊内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文章均未指出史籍中有“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记载。
上述几位荥阳人士所列举的“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否定或曲解史书记载，造成“武公东迁初都于京”的假象，误导读者。
个别荥阳人士为了把京襄城变成“郑国东迁初都”，首先依据史料把“桓公寄孥”的位置限定在“洛东”、“虢郐之间”，这个没有错。但是，用京襄城与虢都及郐都二城相距多少公里这样机械的方法来确定“虢郐之间”的“京邑”这个点，误导读者，就是错误的，它给人造成郑武公只寄孥在京襄城、别无他处的错觉，否定《国语》记载的“十邑皆有寄孥”。《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还说：郑桓公不可能把郑国诸君家属和民众分散在各邑。其实，“十邑皆有寄孥”这一史实，早已被历代学者认同或引用。另外，《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竟然以“演绎”之名，编造经典范文《古文观止》首篇《郑伯克段于鄢》的内容，假借古人之口，编造虚构出“京城原是武公东迁的第一个都城，有很大的城池。”（原文中根本就没有这句话，也没有这个含义的内容，本文作者注）这一说法，使之成为“武公东迁初都于京”的一种“佐证”。
第二类：用假设的方法推断“武公东迁初都于京”。
用《竹书纪年》中记载平王东迁至“郑迁于溱洧”有六年的时间这个记载，推断郑武公于这段时间内在京城建都。实际上，郑国东迁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东迁早在“桓公寄孥”时已经开始，只不过当时的名义是“迁民”而不是“迁国”。武公在辅佐平王东迁的第二年就灭了郐国，此后，应该是大规模举国东迁的开始。此时郑国并未灭掉虢国，怎么可能在距虢国国都不远处的京襄城定都呢？史书记载，虢国比郐国强大，虢国国君虢叔远比郐国国君郐仲阴险狡诈和恃势强大，郑国东迁的居住中心自然会放在郐国境内。武公先灭郐、后灭虢的策略也证明了这一点。《竹书纪年》中“平王六年，郑迁于溱洧”的记载，实际上是指郑国东迁已经完成了灭虢郐、收十邑的计划，郑国的疆域基本形成，郑国东迁已经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而根本不是某些人推测的那样，郑武公把京襄城当成一个“国都”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如果说，“桓公寄孥”于虢，因而在东迁时建都于京，那么，“桓公寄孥”也同时在郐，并且，根据《公羊传》所载武公和郐国夫人私通这一细节以及东迁时首先灭郐来看，郑国当时主要的力量和活动范围显然是在郐国境内。至此，人们终于明白一些荥阳人士否定《国语》记载的“十邑皆有寄孥”以及把“桓公寄孥”的位置限定在“洛东”、“虢郐之间”的真正用意了。
另外，许多史书，如、汉《诗谱·桧谱》、唐《史记正义》及清代《郑州志》等均载：郑国是在灭郐之后，迁至溱洧二水交汇的附近建都，其相关原文如下：
《史记正义》：“郑灭郐而建之…郑处郐地而有溱洧，是桧居溱洧之间”；
《诗谱·桧谱》载：“郑、桧同地，郑国之都非郐地也，但二城不相甚远”；
《郑州志》：“平王东迁，郑伯从王，寄孥与虢郐之间，徙都郐”。
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当代许多历史学、考古学专家也全盘否定了“京为东迁初都”这一说法。京襄城作为春秋时期的遗址，曾历经河南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全国“文物四有普查”、省市考古专家参加制定“京城遗址保护方案”、后又被推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几十年的考证、评定过程。众多的县、市、省多级申请报告，评定报告、推荐评估中，均称京襄城为“春秋时期郑国的通都大邑”，没有一份材料称其为郑国东迁初都。
再者，《郑氏族系大典》（第一卷，以下简称为《大典》）中称：“史家疑郑国是以丹邑为基础，营造和扩建京城，作为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者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即没有指出所谓的“史家”姓甚名谁，又未指出或引用“史家”的只言片语。在没有任何史据的情况下，不能明着称京为郑都，只好说是被史家疑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观点，已被时任《大典》（第一卷）执行主编的郑文焕撰文否定（相关内容后述）。《大典》称“丹邑”为“京”，进而言之为郑国初都，这种说法是与史相悖的。其一，众所周知，郑武公先灭郐后灭虢，时隔两年再取丹邑等八个小国，郐虢灭了之后还未占领丹邑，武公怎么会以丹邑为都呢？其二，将丹邑和京城合二为一，与实不符。京邑，应该是和丹邑等八个小国并存的邑，有的学者把丹邑的位置定于与京相同的今荥阳县东南，有的学者认为丹邑具体方位不明，荥阳郑氏文化研究会宋国桢先生则认为，鞣邑即为后来郑国的京邑（见其《郑氏祖地荥阳》一文，载《寻根》杂志2004年第3期）。可见京邑、鞣邑、丹邑共存，不是一地。作为《郑氏族系大典》主审的宋国桢，自己文中“鞣即为京”和“丹即为京”的矛盾，不可不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京邑根本不在“桓公寄孥”的十邑之列，怎么能成为郑国东迁之都呢？
第三类：籍名人之口，为“郑国东迁初都京襄城”提供“史据”
首先，看一下荥阳人士的例证：“郑樵在《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中，自述其东迁始祖都荥阳”。然而，翻遍刊登此例证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并未见郑樵为族谱所撰的自序。反而看到举证者自己另举的《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文与之相悖，该序文写到：“平王元年东迁，公（武公）亦随之而东，都荥阳（今河南新郑县城北）。郑之东迁始于此。”
其次，查阅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以及号称收集天下郑氏族谱序文最多的《郑氏族系大典》第三卷（历代郑氏谱序精选），均未查到郑樵所撰写的《永春夹漈郑氏族谱》谱序。在仅有的一篇落款为“张兴九年十二月初十浔阳十二世孙樵序”的《荥阳家谱前序》，通篇1800余字，既没有谈到郑国东迁之事，更无迁都荥阳一说。
再次，通过查阅郑樵所著的《通志》相关词条，就知道郑樵所谓的武公东迁“都荥阳”是指原“荥阳郡”所言，而非指荥阳县京襄城。
《通志·氏族略》“郑氏”词条的原文为“桓公死难，其子武公从平王东迁，卒有虢、郐之地，号为新郑，今郑州也。”
《通志·氏族略》“郑邑”词条的原文为“郑武公少子段封于京，谓之京城太叔。”
《通志·氏族略》周诸侯下“郑都”词条的原文是“郑都本西周畿内三地。……周幽王有犬戎之变，郑武公遂迁于济洛、河颖之间，谓之新郑。郑之始都谓之旧郑，今华州郑县是也，有郑故城在县北。新郑今之荥阳”。
以上可知，郑樵在“郑氏”和“郑都”词条下分别写“郑州”和“荥阳”显然是指前朝荥阳郡而言；在“郑邑”词条下，明确“京”是封段之地，而未言京曾为郑都，如果京曾为郑都，这样的重要历史，不可能被大史学家忽略。
结合前述《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原文中的“公（武公）亦随之而东，都荥阳（今河南新郑县城北），郑之东迁始于此。”，郑樵讲的是新郑县城北，而不是当时的荥阳县，因为郑樵所处的年代，行政区划中已有“荥阳县”，对于字斟句酌的史学家来说，郑樵只言“荥阳”而不言“荥阳县”，其义明矣。
《东周列国志》中有关京城是“郑国”的上都的问题
荥阳市有个叫陈玮的老先生，被当地称为文史专家。为了证明荥阳京襄城是郑国东迁的初都，他撰文并到处说“《东周列国志》（历史演义小说）一书在描写封段一事时，注明京城是“郑国”的上都。《东周列国志》虽是野史，可以作为佐证。”这个说法本身不值得理会，就像没有人会用《三国演义》去研究三国历史一样。然而，为了正本清源，我们还是了解一下荥阳“京城是郑国的上都”的来历吧。
1978年左右，某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东周列国志》，出版编辑在该书第四回“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一文中，将“京城”一词注释为“京城，郑国的上都”。我们先说一下“上都”一词的来历，1259年10月，忽必烈于开平即汗位，将开平府改为首都，1263年，经扩建改造的开平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管府。有人比照“元上都”一地名，也把注释为“上都”的荥阳“京城”称为郑国的“首都”，且不说这个编辑的注释有无历史依据，只要看过《东周列国志》第四回内容的人，都会认为这条注释以及由此推断出的“荥阳京城是郑国东迁的初都”，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因为就在描述封段一事内容的前一自然段，《东周列国志》原作者明确写道“武公乘周乱，并有东虢及郐地，迁都于郐，谓之新郑，以荥阳为京城，设关于制邑。”郑都在郐地，怎么会在京城呢？
在1978年以后的30多年里，《东周列国志》的版本至少有六十种以上，甚至更多。有些无注释、有些有注释。所有的版本原文中都没有“京城是郑国的上都”这个内容。即使前述的极个别版本（作者印象中只有这一个版本）中出版社的编辑注释中有“京城，郑国的上都”，也是错误的，因为，京城只是郑国的一个“大邑”。一是该书内容所致：该书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一文中，称“京城有百雉之雄”是个“大邑”，庄公之母武姜氏，求庄公将京城封于叔段，由此可知京城不是有“国都”含义的“上都”，因为庄公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国都当作“封地”分给自己的弟弟——共叔段；二是，目前所有版本的原文或注释，都来源于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版本，而蔡元放版本中没有“京城是郑国的上都”的原文或注释；
第四类、列举一些“实物”，来证明“郑国东迁初都于京”。
依前所述，宋国桢先生举了几个佐证（见其《郑氏祖地荥阳》一文，载《寻根》杂志2004年第3期），说是荥阳县郝砦村出土了一座五棱石碑，是祭郑国君主武公、庄公，还说碑文上有“郑”字（言称此“郑”字为钱币专用字体），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刻着“段”字的陶罐，并发现是一个墓地。宋先生称：因为在共叔段的逃生之地今辉县，没有查到共叔段墓地的记载，就称此罐出土之地是共叔段埋葬之地。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在没有确切年代、确切地址记载的、疑似“郑庄公庙”旁边，出现了无考古成果的一个墓穴，就说可能是庄公母亲武姜氏的墓地。这一系列的推断过于儿戏。
另一个被荥阳人士津津乐道的“古物”，是当地人所称的“石祭案”。说的是京襄城村有座“郑桓公庙”，里边有一块“石祭案”。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个迷。关于“石祭案”的来历，说是在其庙东“洪福寺”里发现的，关于它的时代，有人说，春秋战国时就有了桓公庙，此物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翻遍现有的嘉靖《荥阳县志》（微缩胶卷）、乾隆《荥阳县志》、民国《汜水县志》、《河阴县志》、《河阴金文考》等数本荥阳县志（当代荥阳县志除外），诸多版本县志记录了大量的荥阳古迹，甚至连史上曾经存在，但早已无存的古迹、祠庙、祠堂都一一注明。然而这几本县志通篇都没有“郑桓公庙”的记载。此块“石祭案”石板只在侧面刻了“郑州荥阳县京城村郑庙记”几个小字，既然是“记”，当然应该有下文，为什么整块石板正面、侧面、反面都没有字呢？令人不解的是：这块所谓春秋时期留下来的“石祭案”刻的却是仿宋繁体字，而且，祭祀国君的石案竟是一块废碑，仅有的一行字亦是后人刻在原有花纹上的。
面对如此怪异行为，人们不禁要问：这块石板上的几个字是什么人、什么时期、出于什么目的刻上的呢？更有甚者，还有人撰文说：武公东迁初都于京，死后，当地人建庙祭之。还有人说，现存于京襄城“郑王庙”的“石祭案”，就是当时留下来的，此言更让人笑。因为，“郑王庙”史无记载，京襄城村现有的“郑桓公庙”是在1992年时建造的。另一方面，史书上没有此庙的记载，如有其庙，是“郑王庙”还是“郑桓公庙”，都不能自圆其说，又怎能使他人信服？
根据相关典籍记载，单凭石板上有“郑王庙”一词，不足以证明此地就是郑国初都，甚至不能证明所谓“郑王庙”祭祀的就是郑国的先祖。理由有二：其一，周朝时，王侯可以根据不同等级，建造数量不等的庙宇。《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拿郑国来说，一个卿大夫在自己的诸侯国内建造几座庙宇，或民众为祭祀先祖在其地建造庙宇，并不能说明某座庙宇的所在地就是国都。其二：“郑王”二字在历史上的郑国是不存在的。当时，郑桓公被称为“王子多父”而不是“王”；郑武公的“王与武公之略”，武公也不是“王”；庄公时期的“射中王肩”中的“王”，指的是周桓王。从受封到亡国的四百多年历史中，郑国也无一国君称王。不要说郑国，战国中期以前，众多的诸侯国（楚国除外）国君无一称王。纵观诸侯国的纷争全过程，除楚国外，族人祭祀诸侯国的国君只称“公”“氏”或“祖”，而不称王。现存的各本荥阳县志中（当代荥阳县志除外），没有“郑王庙”的记载。那么，京襄城的“石祭案”上的“郑王庙”从何而来，所指何人？且不说这座石碑的真实性如何，这里祭祀的也可能不是郑姓的先祖，这一点在荥阳县是有先例的。比如荥阳县人士称本县有个的“郑王庄”，是“郑氏祖茔地（祖茔地问题本文另述）。
《中华望族·荥阳郑氏》称：战国时期，郑国被韩国所灭，周显王三十七年，韩侯称王。《资治通鉴》载：“今韩国灭郑，自翟阳都之，韩徙都郑，故时人亦称韩王为郑王。考之，《战国策》、《韩非子》可见”。按照荥阳人士的说法，今郑王庄之地，因是韩惠王（郑王）所封，是当时郑人为先祖守墓的地方，故称“郑王之墟”，后人称此地为“郑王庄”。
据此，如果京襄城历史上真的建有“郑王庙”，是否也是因韩王而得名呢？由此可见，整个郑国史，无人称王，史书及各种旧版荥阳县之中均无记载，该“郑王庙”何来？
有关郑国东迁初都，许多史书早有结论。例如：比《史记》还要早近三百年的《竹书纪年》，书中“郑迁于溱洧”和《国语》中的郑国东迁“主芣隗而食溱洧”、以及其他众多史志古籍中类似的记载。对此，所有主张“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人都三缄其口，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或不置可否。在1989年之前，浩瀚书海、包括荥阳县郑氏研究会的初期文字资料在内的书刊中，从未出现过“郑国东迁初都于京”这一观点。随后编出的这个观点，经过荥阳人士的大力宣传，被一些人士陆续引用。如，著名史学家李学勤署名主编的《中华姓氏谱》丛书《郑》等。需要说明的是《中华姓氏谱·郑》一书原定是由姓氏学专家王大良先生撰写，因故委托给郑州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导师，其结果是又分给了几位学生。因为这几位学生分别参考、引用了不同作者的书籍，对郑国东迁未做详尽考证，因而在此书中出现了郑国东迁初都地相矛盾的现象：即该书的第13页中，所表明的是“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观点，而同一本书的第143页，表明的则是“郑国东迁初都在郐地（今新密）”的观点。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位作者能举出“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史据。历代史书中关于“京城”一地，除去作为庄公封段之地记载外，再无其他关于“寄孥”以及“初都”之类的记载，仅凭猜测、推断来论证历史，不足为凭。
综上所述，“郑国东迁初都荥阳京襄城”这个说法，没有史据。然而，经过一些人的杜撰和大力宣传，加之网络推波助澜，影响广泛，误导颇深。此论可以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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